鲍十《多勇同学》
我与多勇是“鲁院”的同学,我们那个班是高研班第三期,时间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而且,我们两人的宿舍是挨在一起的,他是218室,我是216室。岁月过得快。一转眼,就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间,大家一起慢慢地变老了,所有的同学都一起变老了。说来我比多勇还要年长几岁,用不了几年,就该退休了。
写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这几年,大家都在用微信,而我一直都没用。其间不断有朋友鼓动我,我都借口事情多,没时间打理。其实我最真实的想法,是认为自己正处于一种“退出”的状态,满心期待尽快退出工作,退出各种活动,退出各种饭局,退出杂七杂八,退出热闹,退到一个角落,退回到自己。
从“鲁院”结业后,同学们即各自返“家”。说来真是遗憾,有些同学竟然至今不曾再见过面,有的连电话都没通过,似乎已断了联系。不过,我跟多勇一直是有联系的,见面的次数也比较多。这期间,我在《广州文艺》上编发了他的几篇小说。再就是他所供职的安徽文学院每年都要搞一次文学笔会,我作为刊物主编,每年都受到邀请。这样,至少每年都可以见上一面。
安徽还有我们的另一位同学潘小平,也是每年可以见上一面的。
每次见面,大家都会喝酒聊天。
不过多勇是不能喝酒的,每次都是一杯酒,沾一沾,再沾一沾。而且,整个过程都很安静,安静地吃东西,安静地听别人说话。我想他是不胜酒力,也有可能是懂得自我克制。
有一点比较遗憾,尽管相识这么多年了,我们却没能充分地聊聊天。每次一起说话,基本都是三言两语,且所说都是正经话(不是闲话),主要是相互问一问对方的情况,工作和老婆孩子等,就打住了。偶尔也会说说各自写作的事情,不多。
对他的人生履历,此前我也不甚了了。直到這一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查阅了一些资料,方了解了一些。知道他与我一样,也是从乡下出来的。知道了他在大学时读的居然是数学系。知道他在企业工作过,且一做就是十几年。知道了那家企业曾经很辉煌。知道了他在企业时曾经做过文秘、宣传、编辑(应该是企业内刊)等工作。
在知道这些之后,我便明白多勇为什么不喜(或不擅)喝酒了。
多勇是一个有正事的人(他的正事就是写作),为人处事很严谨,我从未听他说过任何大话、狂话,他也从来不讲是非。这是难得的。据我多年的观察,多勇的性格应该比较倔强,内心很刚强。
在与多勇的交往中,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
某年冬天,安徽电视台搞了一个节目,请我做嘉宾。一到合肥,我就给多勇和潘小平打电话,希望见个面。其时多勇仍住在淮南,当时还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不过他还是赶了过来,坐了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潘小平又喊来了许春樵。那天中午,四个人来到一家饭店,吃了一餐饭,还喝了一瓶白酒(多勇一如往常,只象征性地举了几次杯子)。我记得,那天多勇裹了一件很厚的棉衣,很冷的样子,大概还在发烧吧。
多勇是一位勤奋的作家,有韧劲儿,而且有想法。
说来,在去鲁院之前,我就知道多勇了。20年前,我们还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过作品(那本杂志叫《新大陆》,陕西省文联主办的,没几年就停刊了)。记得他当时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所写都是乡村里的“琐碎”事情。虽然小说的名字记不起来了,故事却还有印象。在当时的语境下,那是两篇很特别的小说。特别之处包括他的叙述,也包括小说的主题。
鲁院之后,又陆续读了多勇的一些中短篇小说。
印象最深的是《幸福花儿开》(载《中国作家》2005年第1期,被《小说选刊》转载),写的依然是乡村的“琐碎”事。在这篇小说里,他写了一件“捉奸”的事情。然而,通过这件事情,他却写活了一个外貌美丽、内心浅薄、充满了嫉妒心又特爱嚼舌头的乡村女人。有评论说,这篇小说“为中国新时期小说画廊贡献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我当然认同这个说法。而更难得的,是小说所具有的批判性。他所批判的,乃是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的“民族劣根性”。
此外,我还读到了他的《年馍》(载《芳草》2008年第4期)、《种上那块河滩地》(载《山花》2008年第6期)、《上年坟》(载《中国作家》2008年第5期)、《西瓜地长出的风景》(载《山花》2007年第5期)、《磨盘石》(载《华语文学》2008年第5期)等。
这些小说,都是好小说。
值得一说的是,多勇的很多小说,写的都是淮河岸边的事——不难发现,他在有意营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
在一个访谈里,多勇曾明确地表示,他要写淮河。
他在访谈里说:“2004年我去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与同学邱华栋谈话时,他说一个作家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河流,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一个作家的创作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要有自己的一块出生地,要有滋养自己生命的一条河流。这是一个作家最坚实的出发地和落脚地。”
他还说:“我笔下的大河湾就是我的故乡大河湾,一个淮河边的小村庄。就是这么一个小村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附近煤矿扒煤塌陷的缘故,整个村庄不得不搬迁离开。也就是说,我真实的故乡大河湾是一个现在不存在,是一个早已消失的村庄,是一个只在我梦中萦绕的村庄。当我书写与童年记忆相关的篇章时,落脚地会毫无疑问地就是大河湾。”
他还说:“我不知道我的写作版图将来会怎样,但有一点我是始终坚守的,那就是写淮河,写淮河流域里的人和事,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生命状态,写他们的生命气息及生命密码。”
最近,我又读到了多勇最新出笼的长篇小说《淮水谣》。
用他自己的话说:“《淮水谣》应该是一部关乎淮水记忆的小说。”
在这部作品的后记里,他写了一段话:“第五天上午10点钟,书稿剩下最后一章最后两小节,我疲惫至极……想着应该去看一看我的父母亲……父亲今年虚岁八十六,在家喂养两头牛,见天去四周田地里割牛草。家里的大门锁着,父亲没有回来。我转头去见我母亲。母亲死于1992年秋天,死后葬在离我家三百米的地方。看母亲就是去她的坟前。每一次回老家,我都要去看我母亲。我以为坟里的母亲能够看见我,时刻等候我去她的坟前。不年不节,不用烧黄表纸,相隔一层泥土说一说话,或者在坟前站一站,一句话不用说。”
读到这儿,我心头不由怦然一动。
我希望多勇越写越好!我坚信多勇会越写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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