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母之乡》方英文散文赏析

阴历六月初十（2015年），母亲三周年忌日。提前回家，守孝一周。带了干粮、烟茶、笔墨，打算自理。其实多此一举。堂弟英昆虽然远在兰州打工，却早给弟媳打电话叮嘱了；另一个经商的堂弟英松，索性关了店铺，提前买了各类食材，两口子一并拉回来，操厨且陪我。依照风俗，三周年祭奠仪式，只能提前、不可延后，就选在初七。四桌饭菜，来者主要是“英字辈”。

流了不少眼泪。母亲只亲生了我这么一个，深感独生子女不好：悲伤无人分担啊。为了尽量分流思绪，线装本上随意记录些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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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苏小记，去年清明节时，亲自送来柏树和桂花树苗，现场指导植于我母亲墓地。苏老弟仰观俯察，环目一望，说：“老兄这里，一平方公里内，应有生物四千余种。”想想，我能叫出几种呢？古人说要想长见识，须得远游而求学。实则家门口的学问，原本就大得没有边际。

坟前的两棵柏树未活，未活得有道理：一棵是回家后门的位置，一棵是去往大路方向的位置——不能长两棵树“挡路”啊。

苏小记是省植保站站长。我在汉阴挂职副县长的中途，他也来挂职副县长了。一交谈，他竟是我西北大學校友，生物系的，低我近十级。他的研究生学历，是从西北农大读来的。人长得阳光帅气。他要我谈文学，我则拽他去田野、去树林，请教他大自然的种种奥秘。闲暇时下棋。回到西安，我们偶尔碰面，也常短信交流。有次，我难得一回亲自炖萝卜，切完萝卜发信请教苏老弟：“萝卜是蔬菜呢，还是水果？”他回复道：“你当它蔬菜吃，它便是蔬菜；你当它水果吃，它便是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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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搭了一面很大的篷布，可以遮荫四张八仙桌。担纲主厨的英松弟，生得圆头圆脑，活像是范伟。人少时的饭菜，则由两个弟媳孙军凤、谢书霞操持。英主兄每天都来帮忙。他是退休校长，热心公益，快人快语，所以被推为镇安县西口镇的“方氏族长”。拾掇电器，处理纠纷，主持婚丧嫁娶，样样在行。

我们那个地方叫程家川，祖辈仅两户方家。一户是我们安岭子方家，一户是上川栗子沟方家。两户方家都是先后自湖北上来的，血脉据说不远。由于居住相距二里地，就一直互为至亲。栗子沟的方英主兄，对我的帮助极大。他年长我四岁，小时候就跟着他的屁股玩耍。他一直在附近教书，我在外地工作。我家里只要有事，母亲病了要买什么药啊，房屋漏了要翻新啊，电话电视坏了啊……母亲就给他捎话或者打电话，他总是立即赶到、迅速落实。他对他自己的亲生母亲，都没有如此孝敬过！

前来祭奠的方氏宗亲，主要是英字辈，英刚英峰英飞英虎，英武英成英俊英华，英萍英权等等。多半有工作，时间又不在周末，因此都请了假的。

二妹夫刘明德告状且诉苦，说英权妹在家里瞎闹，儿子高考被西安科技大学录取，她说是专业没前途，非要退档复读，明年重考，“闹得家里像是死了人似的！”，大家齐声批评英权，方罢。高考好比乘车，谁敢保证复读后能乘上车、乘上更好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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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食母乳三年。祖父祖母、父辈们以及附近的人都批评母亲：看你把儿子娇惯成什么样子了！母亲说：又没奶水了，他想叼着玩儿就随他吧。母亲辞世前半个月，在我的书房“采南台”里，她斜倚沙发，被我无意间抓拍下来，竟成了母亲最后的遗照。这张照片，她一头白发，慈祥柔和，呈现了母亲的真正品质！因为母亲是个女汉子，一生强硬，声音不高但是富于雄辩。当然句句在理，所以没有人能斗过她。

三周年了，光阴不仁，草木有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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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三周年祭奠仪式，全由至亲操办，小叔主持。自此，彻底阴阳两隔了。过去回来，总是睡懒觉，饭好了被母亲喊几次，才起床。现在，得生活自理了。起早，打扫庭院。垃圾是个问题，尤其塑料袋子。化学家固然贡献了人类，但他们造成的污染，可以说是功过相抵，不如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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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月夜让人的五官如同婴孩般奇异地复活灵敏了。杜鹃的叫声是四个字的音节，“我儿过错”、“我儿过错”，一个继母误杀亲子的传说，忏悔而哀伤。草木的气味，如隐士酿制的清酒。微风过颊，玉米与芦苇悄语着有用与无用的永恒的话题。月色里的微风，是出色的翻译家，使得人、鬼、神无障无碍地交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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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至少有七种鸟叫，听上去性格各异。除一只沙哑的、像是抢着搬是弄非的家伙不招人喜欢外，余皆清脆妙美，如同枸树叶尖垂落的露滴。枸叶大过人的巴掌，是猪草中的上品。采摘、剁碎、晾干，以便冬季拌以杂粮，上等饲料也。枸树皮搓绳，结实耐用。

太阳出，浓雾淡，鸟鸣稀。一天的序幕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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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去世，特别是我一参加工作后，每到了春节，我就把母亲接进城里过。但是上了锁的门，依然被堂弟们贴上鲜艳的红春联。只是几天后，风撕色褪，有碍观瞻了。现在，我拿抹布蘸了水，将门楣门框擦拭干净。叮嘱堂弟们，以后过春节，就不要再贴对联了。

我不惧怕大场面，也应对过若干次；但我骨子里，实在是厌烦红火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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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吾乡，凡邻古树之人家，纵然文盲，其待人处世，自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教养。原来古树本身，就是一个别样的图书馆啊。我家这棵大树，大栗子树，其果实是野栗的三倍大，却又比板栗小一倍。若逢仲秋夜雨，祖母清早起来，树下捡拾自然脱落、润泽如玉的栗子。揭起枕下炕席拐角，塞进柔软的麦草里。几天后，蔫了，甜了，味道无比柔韧醇美，走五里路，其香仍回旋于唇齿间。

祖母为我准备的童年零食，营养至今。祖母持斋一生，孙儿我的慈悲又有多少呢？她去世那年我八岁，幸福生活随之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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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大红封皮的“陕西省初中试用教材”《农业基础知识》，版权页标明“1972年9月第一次印刷”，应是1973年我读初二时的课本。就是说春节一过，我升入初二时读的课本。那时一律春季招生，不用跨年度，一整年一整级，可能是图个省心吧。

《农业基础知识》 是一门副课，内容是根据陕西地理特点及如何种植相应生长的农作物、如何饲养相应的家禽牲畜而编写的。代课老师姓解，照本宣科、嘴角白沫。他知道我学习好，语文数理化很优秀，课堂上总是旁敲侧击，“有的同学不要翘尾巴，不要以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说这话时眼睛并不看我，而是看别的同学。总之我学习好是一个罪过，而他有责任警示并矫正这一罪过。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其中原委。那个年代，若是泥腿子裤管糊满屎尿，或者日子过得常常揭不开锅，反倒有一种自豪感，对应到学生身上就算是学习不好，照样趾高气扬、令人生畏。

后听说解老师改行行政，当乡长去了。抓计划生育时上房揭瓦，五十多岁便去世了。

《农业基础知识》封二，套着花边毛主席语录，一共四条：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农、林、牧三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如何评价？有无值得继承处？待我退休后，回来再重温此书吧。陶渊明常常乞食，可能与其种庄稼不大在行有关，“草盛豆苗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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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方继明，字朗然，少贫。虽读私塾不足三年，终因爱学好书，而成名医乡绅。所以见书即购，家藏甚多。文革时大多被焚。此五本书，发现于楼上杂物堆里。一本是《眼科龙木论》，内夹处方一页，祖父手迹也；《诗经》卷三、卷五；一本是注释《论语》的《增注二论引端详解》；父亲方周琰读过的书，被耗子咬得看不清书名。退休在家午睡的小叔，一生博览群书。叫醒他，起来辨识。他翻看了两页，当即结论道：《幼学琼林》嘛。

小叔父方周珑，文革前老三届，串联时逛遍了祖国大地，还与一个四川女子恋爱了一回，可谓见多识广、阅人无数。他性格狂狷，朋友众多，五行八作奇奇怪怪的。母亲和二叔方周瑾健在时，加上小叔经常“三国演义”。虽全是鸡毛蒜皮事，却搞得阶级斗争似的。面对这些，我们英字辈总是谁忙也不帮，尽力劝和。

但是二叔在先、母亲在后去世后，小叔判若两人，对他的兄嫂极尽“哀孝”，令侄子们大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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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最早的印象，是祖父的毛笔字甚好。也听到别人经常夸赞。当然给我写过影格。但持久的印象，是祖父用钢笔给病人开处方。祖父下的剂量很小，药包拳头大小，如同书画评论常用语，“不激不厉，风规自远”，所以求诊者来自四面八方。

祖父的桌上常年放着《参考消息》和《毛泽东选集》，一旦没有病人，就开始认真研读。学毛选是为了搜寻有利于辩护自己的语句，因为他民国年间临时代理过一阵保长。且有两百多亩土地，长工短工若干。但他识时务，得知新社会要分地，他提前挥袖而全弃之。

祖父爱下棋。祖父的棋友之一，是街上的一个理发师，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理发师抗美援朝过，拎一个脏兮兮的棋袋子来找祖父下棋。理发师老说祖父胡走棋，车能跑弯路吃他的马。祖父坚持说没跑弯路，是直路。于是理发师一掀棋单，子儿全收进脏袋子里，骂骂咧咧地走了。祖父始终笑着，也不劝阻。隔不了一天，那理发师又笑眯眯地拎着棋袋子来了。

天气好，六月六又是晒书节。小叔趁机晒书，同时让我看祖父的手迹：《中国医学史略》《解剖生理学》。两本书皆被祖父认真包了书衣，再亲笔署名于封面。欧体字，很是清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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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生养了十个孩子，三个夭折掉。男孩排行“周”字；女孩“踩字辈”，即：排行字放置末位。所以，大姑方松周、二姑方梅周、三姑方金周、小姑方萱周。父亲是长子，十五岁（1947年）开始教私塾。弟妹们免费；外族学生以粮食抵学费，且有茶叶、火纸（用于吸水烟）、蜡烛等敬师品。父亲十六岁时，给三姑写的影格，颜体风范，正大清爽，很见定力。但有几个错别字，并未被红笔圈改过来。至于我的字，更是一代不如一代，纯粹的毛笔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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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乡村，生态恢复很好，土地荒芜严重。门前过去是稻田，后改成鱼塘。青壮年全进城打工，鱼塘也终于变成湿地，长满了芦苇与竹节草。竹节草又称节节草、节疤草、笔筒草。《草木便方》里说，此物可“通气明目，利九窍、治跌伤，止咳化痰”。竹节草是竹子的微缩版，一如鸭子微缩了鹅、猫微缩了虎、乡长微缩了省长——当然不是指块头。

毛泽东时代，固然有不少伟大，但令人费解处也俯拾即是。比如百分之八十的人起早贪黑种着地，却导致人人饿肚皮。现在呢，种地的人已成“小众”了，反倒出现餐餐剩余、食物盛世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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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回乡为母过三年，最大的惊讶是，从小叔的藏书里发现了父亲读过的课本与课外书，以及他为我三姑写的影格。过去从未见过父亲写毛笔字，就是高中毕业后，父亲通过关系让我去他身边当代理教员，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也不曾见他写过毛笔字。说都没说过！

我便有些怀疑了。我记事的时候，在外地教书的父亲已与母亲离异了；母亲与叔父婶娘们，都没说过父亲的毛笔字。现在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没兴趣毛笔字，一是硬笔大行其道。当时的革命氛围，传统文化被指斥为腐朽没落。凡能拿毛笔“两把刷子”者，不是“臭老九”便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别说写毛笔字，最好提都别提！文盲，大老粗，那才叫时髦人物啊。

小叔说：“你伯（父亲）每次回来，爱睡懒觉。你爹（爷爷）就喊叫：周琰！周琰起来嘛，起来给你两个兄弟，给周瑾周珑写个影格嘛，还讲究是个教书的！”

从这话里可以推断，四十多岁的祖父，认为他的二十来岁的长子的字，已经超过他了，可以为人楷模了。

小叔又信口说道：“你伯写的字书，或是拿回来的书，你妈常拿去盖腌菜坛子，面上再压块石头。”

母亲是识字人，钢笔字也写得清秀工整，所以特别心疼字纸。每见我拿报纸垫屁股，她必定当场批评、制止，又怎会拿字書盖坛子呢！她是方家唯一种地的农民，莫非以此来表达对于丈夫家族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