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魏晋南北朝骈文

汉赋与魏晋南北朝骈文

赋和骈文分别是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的经典文体。从创作与阅读的角度看，汉赋和骈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讲究才气学问，才疏学浅而能成为著名赋家、骈文家者，实在太少；知识水平一般的人，大都只能充当赋与骈文的读者。

一、汉赋

《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前者之“赋”，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手法；后者之“赋”，是指周代外交场合中的赋诗言志。二者意义虽各有侧重且非文体之“赋”，但均有铺陈直叙事物的意思。而铺陈直叙事物正是赋体文学的主要特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赋作为一种文体，产生于战国后期。从今存文献看，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即谜语）铺写“礼”、“智”、“云”、“蚕”、“针”等五种事物。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骚体赋”，与楚辞相当接近，实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先后出现了三种赋体。第一阶段从汉初到武帝初年，赋体为骚体赋，其形式近似楚辞，直接受屈原《九章》《天问》的影响，其语言是四言和散句的结合；内容多抒写怀才不遇的愤慨，代表作是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第二阶段从武帝时期到东汉中期，赋体是大赋（也叫散体赋）。枚乘《七发》是汉大赋出现的标志。汉大赋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对，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内容上多写山川宏伟、土地辽阔、林苑宽广、物产丰饶、都市繁华、宫殿巍峨、文教昌隆、典礼隆盛、歌舞奢丽、宴饮侈靡、出猎壮观，充分体现汉帝国的声威与气魄，寄寓某些讽刺之意；手法上铺张扬厉。代表作是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甘泉赋》《长扬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第三阶段从东汉中叶到汉末，赋体是抒情小赋。张衡《归田赋》是抒情小赋出现的标志。抒情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形式上不用对问，文辞清丽，内容多写对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愤慨。代表作是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嫉邪赋》。

汉赋尤其是散体大赋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首先，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赋家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赋家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辞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汉赋的繁荣，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间经过汉赋的发展，到东汉时期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今人费振刚《全汉赋校注》共著录作家91人（含无名氏1人）赋319篇，其中基本完整者约100篇，残篇180篇，存目39篇。

二、魏晋南北朝骈文

骈文，也叫骈俪。两匹马并驾叫“骈”，夫妻成双叫“俪”。“骈俪”即语句结构的平行和对偶。骈文是一种以对偶句（骈句）为主的文章，是南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体。

骈文形成于魏晋时期，盛行于南北朝。骈文的兴盛，有其特定的原因。首先是排偶的日趋成熟运用。排偶是先秦、两汉诗文中运用的一种表现手法；汉代的辞赋与文章，更加讲究句法的整齐；到了汉末魏晋，辞赋的骈化更加明显，对偶日益精工；此后，辞赋作品的骈化已成为一种风气，同时也对散文产生了影响；至齐梁时代，骈文的创作已成为一种风尚。其次是声律的确立。南朝永明年间，谢朓、沈约等人在诗歌注重对偶雕琢的风尚中，归纳了诗歌声律方面的特点，把平、上、去、入四声运用于诗歌中，这不仅对诗歌走向格律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魏晋以后的骈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次是文学的自觉。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作家开始探索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起初，他们把经、史与诸子之类的作品划在文学范围之外，后来又进一步在文学范围内对文笔之别进行辨析，把有韵与无韵作为区分文笔的一个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中曾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中分论文与叙笔。梁元帝萧绎提出：“至如文者，惟须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就是南北朝时期颇有影响的文笔说。这样，骈文的创作便在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

就文体特征而言，骈文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骈文讲究对偶，并且在句式上多用四六句式，所以骈文又称为“四六文”。魏晋时期的骈文，一般以四字句为多，字数还未有严格的限制；南朝刘宋时的骈文，“四六”的格式已具雏形；齐梁以后，“四六”格式完全形成。骈文的“四六”格式大抵可分为四字句对四字句、六字句对六字句、上四下四和上四下四相对、上四下六和上四下六相对、上六下四和上六下四相对，其中骈四俪六是骈文在句式上最基本的特点。第二，骈文讲究平仄。讲究平仄的谐和调，是永明新体诗的追求，受永明体诗歌创作的影响，骈文的创作也注意声调的谐美。尽管骈文创作没有像诗歌那样有“四声八病”的严格限制，但追求平仄配合也是骈文文体的特点之一。第三，骈文注意征事用典。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把用典当作“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用典的目的是援引古事或古人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骈文用典，除了起论据的作用、增强说服力外，还有启人想像、发人幽思、丰富文章内容，以及使文章委婉含蓄、语言简省、风格典雅等作用。第四，骈文讲究辞藻的华丽。骈文用得最多的是颜色、金玉、灵禽、奇兽、香花、异草等方面的词语。六朝有的骈文仅颜色一类词就占全文字数的十分之一以上，构成了色彩极浓、富丽典雅的风格。从上述四个特点看，骈文实际上是一种诗化的散文。

以上阐述了骈文形式上的特色，这些特色与汉语的特点有一定的关系，也产生了形式美。比如骈偶和四六句式，能使骈文产生整齐的美感；用典能使人引起联想，并使骈文显得典雅；注重句子的平仄能增强语言的声音美。然而，过于追求形式整齐、词句骈偶，往往影响内容的表达，使之单调板滞。在骈文中，为了适合四六句式的需要，往往要割裂词语，如“杨得意”说成“杨意”，“钟子期”说成“钟期”。部分骈文作品用典过多，堆砌成篇，不仅使骈文繁芜，而且隐晦难懂，影响内容的表达。就一般情况来说，骈文有追求形式美而忽视内容的倾向，但也有不少骈文作品情感深挚，风格清新。尤其是一些将写景与抒情完美结合的佳作，更为人们所喜爱而传诵不衰，魏晋南北朝此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孔稚珪《北山移文》、丘迟《与陈伯之书》、吴均《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以及庾信《哀江南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