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旭昇《玉楼梦》东方文学名著鉴赏

作者： 韦旭昇

【作家简介】南永鲁(1810—1858)号潭樵，是朝鲜李朝肃宗时期领议政南九万(1629—1771)的第五代孙，于纯祖庚午七月二十一日出生于京畿道龙仁郡花谷，卒于哲宗丁巳十二月六日。他多次科举落第，深感科举制度的腐败，愤然断绝应试的念头，安于清贫，潜心于诸子百家的研读，以不足50岁的中年之身而谢世。

他平生不曾有过一官半职，无人为之立传，一生情形鲜为人知。他留给人间的唯一的稀世之作是《玉楼梦》，但就连这部巨著，也未曾明确标上作者的姓名，只是依靠他孙子南廷懿偶一提及的片断记录，才被后人判断出他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他的名字因此才得以传于后世，生平诸事则难究其详了。

《玉楼梦》初名《玉莲梦》。关于他创作这部洋洋43万言作品的动机，有一种广为流传的传说：他的爱妾赵氏颇有姿色，文才亦佳，能写汉文诗文，自叹才貌双全而命运不济，郁郁成疾，以读小说消遣病中光阴。南永鲁深感此等书籍皆他人所作，不足以慰其爱妾，于是自行执笔，成此佳作。

创作动机的这种“慰妾”之说，和金万重(1637—1662)《九云梦》创作动机的“慰母说”出于同一模子，或为作者当时的托词，或为后人牵强附会，难以尽信。《玉楼梦》大力刻画了杨昌曲三爱妾的惊人才貌以及她们助夫建功的动人事迹，可能就成为了这种“慰妾说”的来源。据记载，《玉楼梦》本为汉文作品，后由其小室赵氏译为朝鲜文，这却是比较可信的。

在《玉楼梦》产生以前大约两个世纪，朝鲜出现了金万重的《九云梦》。《玉楼梦》承袭《九云梦》的框架，以天界人物触犯天规被滴降人间始，以主人公的建功立业，成就美满姻缘，顿悟人生虚幻，重返天界告终。然而《玉楼梦》比起它的“前辈”，在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艺术构思……等方面要复杂、丰富得多，并且反映出了新的社会意识。具备了盛行于当时朝鲜各种战争小说、政治小说、爱情小说、神魔小说的多种性质，成了一种文学思潮“集大成”之作，在文学史上具有一个独特的地位。

从作者个人的思想来看，“学而优则仕”的壮志难酬，郁怀难伸，是使他步入小说创作的触媒。屈原被放逐愤而作《离骚》，司马迁含冤郁而写《史记》。作为寓意深远、艺术精妙的作品，《玉楼梦》作者的发奋执笔，成此名篇，正是他胸中波澜激荡形成的产物。

《玉楼梦》，整理兼翻译者韦旭异。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1991年获新闻出版署“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1992年9月更换装帧重印发行。

【内容提要】南方某村杨处士年过40岁得子，取名昌曲。昌曲聪颖过人。16岁赴京城应试。途经杭州，偶得机会参加刺史黄汝玉在压江亭所举办的诗酒盛会。昌曲逞才作诗，卓越无双，遭到与会的地方诸文人秀才的嫉恨。被召参与诗会的艺妓江南红以怜才惜玉的心情，巧妙地救出昌曲，使他免遭毒手，并以身相许。因身份低微，江南红自愿为妾，向昌曲举荐刺史尹衡文之女尹小姐为其未来的大夫人。昌曲告别江南红赴京城应试，红则因不堪黄汝玉的威逼，投入钱塘江欲以自尽殉情，幸为尹小姐所派的孙三娘所救，与孙一同逃往异乡避难，得到山中异人白云道士的收留，从他为师学道法与武术。

昌曲中举被授予高官，得知江南红噩耗，悲痛欲绝，遵红遗愿，娶尹衡文之女为妻。重臣黄义炳仗势图以其女强嫁昌曲，遭到拒绝之后，凭借其妻与皇家的关系，以悖逆君王的罪名将昌曲流放于江州。

昌曲在谪居中，巧遇官府艺妓碧城仙，两人谈乐论诗，心心相印而定情。数月后君王赦昌曲，令他归京城娶黄女为第二夫人。不久，交趾南蛮侵犯边疆，昌曲奉皇命任元帅南征。碧城仙北上寻郎君，巧遇行军途中的昌曲，被护送到京城杨府中等待战后完婚。黄夫人嫉妒碧的才貌，以蛇蝎伎俩使碧蒙私通男子的罪名，处于悲惨境地。

昌曲南征，得到诸葛亮英灵的帮助，屡战屡胜，大败南蛮王哪咤。哪咤无奈，前往山中求助于白云道人。白云道人命江南红扮为男装，改名红浑脱，随哪咤下山，助他一臂之力。红在战场上认出明朝统帅即昔日夫君，玉笛传心音，终于和昌曲团圆，助昌曲大战蛮军。哪咤向云南国祝融大王请兵，祝融助战，但皆败于明军。祝融女儿一枝莲归顺明军并说服父王罢兵言和。哪咤兵败亦降。昌曲正待凯旋回京，又逢南方红桃国侵扰边境，奉皇命，与江南红一齐继续南征。

此时，京城杨府中黄夫人唯恐昌曲回府后她陷害碧城仙的事会败露，力图将碧城仙置之死地。她通过心腹丫鬟春月，觅得一刺客，企图暗杀碧城仙。刺客是一位熟谙武艺的70岁老娘，深明大义。当她发现她暗杀的对象清白无辜时，义愤填膺，反过来严惩春月，割去她鼻子以示儆戒。春月不知悔改，反诬碧城仙图谋不轨，唆使主母上告皇室，将碧城仙逐出杨府，强送她返回原籍江州。碧途中得遇宫人贾氏，得到同情，被安置在尼姑庙散花庵中避难。春月探知碧的行踪，派流氓无赖率众贼抢劫碧城仙，正危急之时，巧遇昌曲的两员偏将，被救，并被安排在维摩山一道观中安身。

昌曲在江南红的协助下，经过极为艰苦险恶的战斗，生擒红桃国国王脱解，将国王位置授予祝融。一枝莲告别父王祝融，随昌曲凯旋回京。昌曲途经维摩山，与碧城仙久别重逢。昌曲令碧仍暂栖身于道观，静候事态发展，自己则班师回朝，受到了皇帝的隆重欢迎，备享殊荣，被封为燕王，任右丞相，江南红也受侯爵。

朝廷中奸臣卢均迎合君王喜爱笙簧的心理，勾结无业小民，使君王沉溺于声色，荒废政事。昌曲出以忠愤，冒死苦谏，反遭奸臣诬陷，被君王流配于云南。江南红乔扮为童仆，随行护侍。卢均密令刺客，于昌曲南行途中以暗置毒药和纵火等手段，图置昌曲于死地，但皆被识破挫败，未能得逞。

朝廷中奸臣得势，专权跋扈，惑弄君王，使之沉迷于拜神求仙，祈求长生不老的荒唐行为之中。朝政日非，民不堪其苦。

碧城仙在道观意外得知昌曲又作滴客，决心变服为男子，往云南与心上人聚会。途中因无意中显露音乐才能，被卢均、董弘的爪牙劫持到山东城的帝王行宫，被强令在某贵人面前奏琴。碧城仙看出贵人实即当今皇上，乃趁机以琴音和对乐曲的解说恳切讽谏君王。君王本深谙音乐，精通乐理，听碧之演奏与谏言，顿然悔悟。碧城仙乘势在君王前揭露卢均罪行，并公开自己是昌曲爱妾的身份。君王感于这位功臣亲属的勇敢无畏、耿耿忠心与学识才能，草诏罪己，决定重新起用昌曲为丞相，并且亲笔书写圣旨，授碧以“女御史”之职。碧谦辞，启程去皇城，欲与蒙赦的昌曲会面。

君王赦免并起用昌曲的命令还未到达云南，北匈奴已趁朝政腐败、国势衰微的局面，大举入侵。敌军直逼皇城，太后率妃嫔宫人仓皇出逃，至散花庵与途经此处的碧城仙相遇。碧隐瞒身份，在胡兵闯入，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换穿太后衣服，决心以一死顶替太后，使太后得以脱险。太后路遇一枝莲率义军来救，转危为安。

胡兵势如破竹，卢均叛变投敌。身在山东行宫的皇帝，陷于敌军重围。昌曲奉命赶到，解救君王，击退北匈奴胡兵。之后，又随天子御驾亲征，征服觊觎明朝疆域的蒙古、吐蕃、女真。

昌曲三妾皆在国难中立下大功。三妾之一的碧城仙的千古奇冤也自然大白。黄夫人与其母亲卫氏阴谋败露，受到严惩，终于悔悟，洗面革心。碧城仙不计前愆，献书求赦免黄氏母女。碧城仙、一枝莲先后与杨昌曲完婚。昌曲拥两妻三妾，享尽荣华富贵与艳福。

卢均余党嫉恨功臣，借故生非，谗诉昌曲。君王明辨是非，力护昌曲，严惩奸党。昌曲自感己功高盖世，位极人臣，享尽殊荣，为免“盛满则亏”、“福满祸生”之变，坚决引退，辞官归田园，及时行乐，徜徉于山水之间，享受清福。

昌曲妻妾皆有子嗣，第二代人物，皆各有特点与不同的成就。江南红之子长星兼备文才武略，历任翰林学士、副元帅、元帅、兵部尚书等要职，拯救国难，惩治奸臣，功在朝廷。尹夫人之子庆星，正直宽厚，任江西太守、礼部侍郎、户部尚书，革除弊端，多行仁政，有功于民。一枝莲之子仁星是一心治学的儒门学者，学识渊博，论辩惊人。碧城仙之子机星相貌俊秀，聪颖过人，是位风流才子，深得妓女的喜爱。之后屏除杂念，专心学问，也得到了翰林学士的官位。黄夫人生一男子，名为锡星。第二代各人物的性格、活动、经历、事业各各方面再现了昌曲的一生，是昌曲平生故事以多个“演员”分担角色的“重演”，是老一辈人物事业的“回声”。

昌曲及其妻妾圆满幸福地度过余生，最后复归天界，重为星精，了此一段天上人间的公案。

【作品鉴赏】《玉楼梦》产生在中国通俗小说已大量传入朝鲜的时期。多种题材与主题的中国小说刺激了朝鲜小说的发展。兼含爱情故事、政治风波和神魔内容的“军谈小说”大量产生，广泛流行，为《玉楼梦》的产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环境。但这部情节离奇、内容荒诞的小说不仅是这种文学环境的产物，它还是十八九世纪的朝鲜的政治形势、社会心理、民众思潮的产物。在思想内容上，《玉楼梦》有以下五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一)强烈的民族意识；

(二)怀念明朝厌恶清朝的感情；

(三)歌颂忠君爱国，鞭挞奸臣；

(四)对朝廷党争的畏惧与退避；

(五)实学思想影响。

朝鲜在公元1592年(壬辰年)曾遭日本的大举侵略，深受战灾之苦。由于朝野上下军民一致的努力奋战和明朝陆、海援军的大力支援，历时七年的战争以日本的失败、朝鲜国土的恢复告终。明朝的义举加深了朝鲜对于明朝的友谊。但战后不久，就发生了满明之战。明朝在满族的攻击下，屡陷困境。朝鲜同情明朝，助明抗满，但以失败和受满人之辱而告终。明亡，清朝统治中国，加强了对朝鲜的箝制，激起了朝鲜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明朝的怀念之情。“反清复明”成了朝鲜士人深藏于心、念念不忘的一大政治理想。《玉楼梦》以明朝为背景，大量描写明朝反击南蛮北狄的艰苦战争和辉煌胜利，就是以文学方式对于这一理想的表达。作品中关于蜀汉时期诸葛亮英灵作用的描写、鄙视异族文化和对中原文化(汉文化)的赞扬，都是这种“慕明恶满”感情的侧面反映。

朝鲜李朝统治阶级内部腐败现象丛生，削弱了国势，使人民陷于涂炭之中。《玉楼梦》作者认为这是当政者的自私自利昏庸无能所造成的，他寄希望于朝鲜救国人才的出现。书中对于奸臣擅权作恶，危害民生乃至于叛国投敌的多处的大段描写，对忠臣遭迫害，忠奸相争，最后忠胜奸败的带有部分悲剧性质的叙述，表达出了作者的这种思想。

尽管书中安排的结局是忠胜奸败，但作者对于这种正常秩序的稳定性，也仍抱有某种程度的怀疑。作品中主人公杨昌曲以壮年之身，在建功立业、位极人臣之时，一再坚持辞官归隐，“以免盛满之灾”，就是这种怀疑的表露。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物——党争现象，由来已久，十分剧烈与残酷。在上两个世纪产生的《九云梦》就已经以佛教的虚无思想和“壮年隐退”的形式反映出了这种情形，《玉楼梦》继承这一传统，用更加明白的语言，更加明显的道理和事实以及更加生动的情节来说明了这一点。书中对于昌曲隐退后的田园生活的如诗似画、情景交融、娓娓动人的牧歌式的描绘与叙述，实际就是对于回避党争的一种补充宣扬，是不可以游戏之笔视之的。

《玉楼梦》对于来源于宋明理学，盛行于朝鲜学界的空谈“性理”的学风，隐含批评，而对于理学的对立面——实学思想，则作了宣扬。书中改革官场与科举弊端的主张、关怀民间疾苦的思想、发展农桑的意见、近代科学痕迹、反对嫡庶差别的意向、君轻民贵的民本主义倾向乃至于对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才的大力歌颂，都是这种实学思想的或显或隐的表露，有意识无意识的传达。

爱情是《玉楼梦》着重表现的内容之一。整个故事是以爱情为主线，贯穿着家庭纠葛、政治风波、战争成败而发展的。这里的爱情包含着相互矛盾而又彼此依存的两个方面，即封建贵族一夫多妻的婚姻模式和新兴市民阶层的爱情趣味。

杨昌曲二妻三妾，各妻妾的家庭地位俨然有别。五女共事一夫，五女之间的和睦、相助，不但不允许稍有妒意，而且要求相互引荐，为丈夫多求如意的女子。按自然规律与人之常情，同性之间在对同一异性的爱情上，是极端排他的。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贵族家庭，则要求完全摒弃女子之间的这种排他性。第二夫人黄氏的嫉妒，是被当成家庭的万恶之源来看待的。小说中的女子中的正面人物是巾帼英雄与贤妻良母。反面人物就表现在不容他女爱本夫上。黄氏母女一切罪行，皆源于此。这种写法充分表现出了作者是以封建贵族社会家庭的婚姻体制为标准来塑造其理想的以男子为中心的爱情生活的。

由于作品产生的时代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末期，《玉楼梦》中的一夫多妻制并不“纯粹”，它其中掺杂进了浓厚的新兴市民阶层的爱情趣味。妾在家门中地位低下，然而在政治地位上，却异乎寻常地远远高出正妻一头。最明显的例子是江南红，她是作者赋予最多的理想化因素的人物。她具备了军事智慧、武艺以及孙悟空式的神通，她是杨昌曲事业的最主要的助成者，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元帅、兵部尚书官职以至于“红鸾侯”的爵位，最后得到了只有昌曲之母才能得到的“太𡝠”的称号。这是尹、黄两位大夫人所望尘莫及的。再看另外两妾；碧城仙勇敢谏君，扭转乾坤；一枝莲护卫太后，起兵于危难之中。她们两人为国立了大功，也都从朝廷那里得到了“淑人”的称号。这也是杨的两个正妻所没法享有的。此外，家庭中滋生祸端的人，不是妾，而是正妻(黄氏)，这和上述妾的作用一样，也是作者别出心裁的安排。另外，作者还无视李朝《经国大典》中对嫡庶关系的严格规定，使庶出的长星在才能、功勋、政治地位上大都高过正妻之子。最后，在婚姻爱情问题上，三妾都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自主性，使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形成的婚姻黯然失色。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新兴的市民阶层打破封建门阀制度及传统身份制度的束缚的要求。这使得作品中的爱情带上了和传统的封建贵族家庭制度格格不入的情调。小说中充分流露出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观与爱情趣味。可以说：《玉楼梦》中的一件件动人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是旧有封建贵族与新兴市民两大群体的爱情观的特殊结合。

《玉楼梦》在朝鲜古典小说中，艺术手法是相当成熟的。在情节设置、作品结构、人物塑造、事件的展开和景物的描绘上，都有很高的水平。尤其是在人物塑造上，成就更为突出。全书中出现的人物，上自皇帝、王侯、将相、贵族妇女，下至妓女、丫鬟、方士、市井无赖……等等，都个性鲜明，特点突出的。以江南红为例：她是作者赋以其理想最多的人物。但作者并没有把她单纯地作为一种理想的图解，或加以面谱化，而是多层次、多角度地作了描写，使她的形象与性格十分丰满。她贞烈、侠义、多情、机敏、豪爽、诙谐、风趣、开朗、勇敢、仁爱、心地善良……作者通过种种事件、言谈、细节……把她的这些品质与作风和谐而自然地表现出来。作者在人物的设置和塑造上，还熟练地采用了对比与戏剧性冲突的手法。在结构上采用了配合、呼应、再现、起伏、对峙、穿插等方法，使读者如入胜境，应接不暇，不忍释卷。

《玉楼梦》在艺术上还有其他文学作品罕有的两大突出特色。即：音乐要素的频繁出现和政论与应用文的重要作用。

《玉楼梦》中的音乐要素多次出现在人物的塑造、事件的发展、场景的描写上，它在政治上衬托出了正反面人物的性格，在战争中成为敌我斗争的工具，在爱情上成为心曲交流的媒介，在悲欢离合上成为破镜重圆的契机，在日常生活上成为寻欢作乐的手段。读者不难发现，如果在《玉楼梦》中抽去了这些音乐要素，那么全书的情节将无法进展，人物也必然黯然失色。最为意味深长的是，这些音乐要素，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家的音乐观。从《乐记》上可以找到作品音乐思想的来源。

《玉楼梦》中的政论与应用文，也是它用在人物塑造、情节进展和局势描述等方面的重要手段。在各国文学中，《三国演义》很重视这一手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更是小说中的“政论之王”。但在把此种非艺术性文章用之于语言艺术(文学)的创作上，在把它和作品的人物、情节加以有机的、艺术的结合上，上述两部名著，都比《玉楼梦》稍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