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

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大约是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的。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为后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孔子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他祖先本是殷商贵族的后裔。周朝推翻商朝统治后，周武王封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为宋，当时宋是夏的都邑。微子启去世后，他弟弟微仲继位，微仲就是孔子的先祖。

自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以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孔子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父亲叔梁纥是鲁国出名勇士，叔梁纥夫人施氏一连生了九个女儿，却没生一个男孩。

叔梁纥为此十分烦恼，晚年便又娶了年轻的颜征在为妻。颜征在为叔梁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孔丘。

孔丘三岁时，叔梁纥便去世了。从此以后，家里生活全靠颜征在一人支撑着，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孔丘从小就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并由此学会了体贴母亲。长大成人的孔丘特别注重孝道，除了时代的原因外，也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受母亲言传身教的影响，孔丘自幼酷爱礼仪，尤其是对祭祀等一些古老的文化礼仪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孔丘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有位贵族在曲阜南郊进行祭祀活动。孔丘得知后就连忙跑到举行祭祀的地方，兴致勃勃地观看完发郊祭大典的整个过程。

祭祀结束后，年幼的孔丘意犹未尽，回到家便从屋里找出一些坛坛罐罐恭敬地摆在院子里，模仿刚才在南郊看到的祭礼，按照程序一丝不苟地认真演练了一遍。从此，模仿郊祭便成了幼年孔丘经常做的游戏。

公元前542年，十岁的孔丘跟随母亲到外公家跟着外公读书。四年时间，孔丘的外公颜襄把自己所掌握的丰富知识悉数教给了孔丘。孔丘在刻苦学习期间，仍不忘随时随地研习周礼。

孔丘十七岁时，母亲颜征在去世了。母亲离世后，孔丘的生活更为艰难了。迫于生计，他选择了相礼助丧的职业，也叫丧祝，就是专门为贵族和富裕平民主持、操办丧事。

按照当时礼制，丧礼仪式是十分复杂的，也颇为讲究，尤其是富庶人家的葬礼更是隆重奢华。这种丧祝活动在西周时期主要是由王室和诸侯国的神职人员巫、祝之类担任。后来，随着社会发展，神职人员地位开始逐渐降低，并逐步散落民间，成为专门从事丧祝活动的术士。

从此，丧祝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平民在丧葬礼仪上也日益讲究起来，对于丧祝的需要也越来越多。如此一来，丧祝便开始成为一部分民间知识分子的正式职业了。

孔丘虽然严肃认真地从事着助丧相礼的职业，但他却不满足于只做传统的丧祝儒者，他希望把丧祝的礼仪发扬光大，使其成为一套社会规范的礼仪。于是他刻苦学习周礼，很快他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在丧祝活动中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赏识，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于是，便有一些年轻人慕名而来求学于他，并尊称他为孔子。

在二十三岁时，孔子就开始在乡间收徒讲学。到三十岁时，由于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孔子便开始创办私学，并提出“有教无类”，强调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

在教学态度上，孔子认为应该“诲人不倦”；在教学内容上，他注重因材施教，提出对学生要做到有针对性；在教学方法上，他强调启发的重要性，提出开导学生要把握时机，要等学生实在无法想明白的时候再去开导他，认为如果不让学生自己努力思考就直接帮助，反而会使学生养成不爱思考的坏习惯。

针对当时的礼崩乐坏，在教学过程中，孔子特别强调学生们要加强自身修养，强调做人要正直和仁德，他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只有心中坦荡做事才没有担忧。虽然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些人只是靠暂时的侥幸避免灾祸，迟早要跌跟头的。

孔子认为，做人除了要正直外，还要仁德，因为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并且只要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而且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那么怎样做才能算仁呢？孔子认为，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就是人生的正途。一旦做到言行符合周礼，即“克己复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

有一天，孔子和弟子们一起讨论学问。弟子颜渊向孔子请教：“老师，什么是仁？如何做到仁？”

孔子回答：“克制自己，恢复周礼，就是仁；以周礼为标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就是做到仁了！”

弟子子路便又接着问：“老师，什么是仁德？怎样做才算是仁德？”

孔子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德了。”

子路说：“老师，假如我当将军带兵打仗，让子贡、颜回做我的校尉，攻城必克，夺地必取，百战百胜。这算有仁德之人吗？”

孔子说：“这样只能算是勇敢的武夫而已！”

孔子认为，“仁”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需要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

孔子还认为，还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自己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

为了能做到仁，弟子曾子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

除了正直和仁德，孔子又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就是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借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

针对当时的诸侯割据和礼崩乐坏，孔子自二十多岁起，就开始思考治国良策，也一直希望通过入仕把自己的所有才华用来治理国家，然而却苦于没有机会。于是，孔子便把教育当作“安邦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以文教来感化百姓。

公元前517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因仰慕孔子的大名，便派人把孔子请到府上，向孔子请教安邦治国的良策。

齐景公问孔子：“请问夫子，做为国君，应该如何治理他的国家呢？”

孔子回答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每个人都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主要严于律己。如果君主自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除此之外，君主还应该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

齐景公又问：“稳定天下的大计是什么呢？”

孔子答：“实行清明的政治，用贤惩恶，减轻赋税，助民兴业。”

齐景公问：“教育百姓的良策是什么呢？”

孔子答：“用道德感化教育，用礼教加以约束，能使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改过向善。”

齐景公又问：“怎样才能富国强兵呢？”

孔子答：“从严治吏、发展生产、节俭，三者结合是强国的关键；从严治军、注重德教、加强训练，为强兵之本。”

齐景公赞扬道：“夫子所谈治国之道言近旨远，切实可行啊！”

自从这次交谈之后，齐景公多次召见孔子论政述志。有一次交谈之余，景公高兴地对孔子说：“我想把尼谿封给你。”

孔子推辞说：“我对齐国没做出什么贡献，无功不应受禄啊！”

齐景公说：“你多次为寡人提供良策，这本身对齐国就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嘛！”

后来，孔子就到了齐国，原本希望从齐景公这里得到一个从政机会，以便实践自己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理想。可是，他在齐国住了一年多时间，不仅从政的希望没有实现，就连齐景公当面答应的给予尼谿之地的封赏也落空了。

孔子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孔子得知齐国大夫妒忌自己的才能，不但要挟齐景公收回对自己已许下的赏赐，而且还欲加害自己。于是，孔子又重新回到鲁国，继续聚徒讲学。

在这期间，孔子一面教导弟子，一面上下求索。他在理论上的最大成就，就是用“仁”对“礼”进行改造，提出并完善了他的“仁学”理论。

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就是对人要尊重、关心和体谅，“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为了实践“仁”，孔子十分重视“礼”，主张克制自己，使自己言论行为都符合礼的要求。

对于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孔子最赞赏的是周礼，认为它综合了夏商之礼的优点。在他看来，周礼不仅继承了夏、商之礼的许多形式和“亲亲”、“尊尊”的核心内容，而且大大增加了夏商之礼所缺乏的道德理性精神，把“有德”、“无德”作为遵礼与否的主要标准。

在此基础上，孔子进一步阐发和弘扬礼的道德性，他用“仁”对礼进行改造和充实，从而把礼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当时，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奴隶的解放和社会各种关系的调整，人的价值和尊严越来越受到一些先进思想家的重视。

孔子提出的“仁”实际上就是赋予仁以普遍人人之爱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对所有人，包括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都要尊重、关心和体谅。这样一来，“仁”又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即所有人都从“爱人”的原则出发，要帮助别人发达起来，不要把自己厌恶的东西推给别人。

当时正是百家争鸣时期，孔子的言论是百家争鸣中最有影响的。以孔子为代表以及他的弟子们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常关系，成为当时一个最重要的学术流派。

因为孔子曾经从事过丧祝，他的学问也是从丧祝发展而来的，而从事丧祝的人需要身着特制的礼服，头戴特制的礼帽，当时称之为“襦服”。“襦”与“儒”字同音，人们便逐渐直接称“丧祝”为“儒”了。于是，人们就把孔子创立的学派也就称为“儒家”学派了。

公元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接受了鲁国大夫季氏的聘任，担任了地方官中都宰。一年后，他升任司空，之后又升任大司寇。

在孔子的治理下，鲁国国力日益强盛起来，引起了邻国齐国的警惧。于是，齐大夫黎锄设计，向鲁定公赠送大量女乐宝马。从此，鲁定公成天只顾沉溺于女乐而不问朝政。

孔子劝谏多次却无功而返。孔子见与鲁定公、季桓子等人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知道自己留在鲁国也难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便离开鲁国，希望到别的诸侯国实践自己的治国理想。

离开鲁国以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去游说那些诸侯王，然而他均未获得重用。

颠沛流离十四年后，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鲁国权贵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此时的孔子对仕途已经淡漠了，他便将精力主要用在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了。

孔子从事教育达四十多年之久，门生众多。据史料记载，孔子弟子有三千人，其中才华出众、品德优良者有七十二人。孔子的学生多数来自鲁国、卫国、齐国、秦国、陈国、宋国、晋国、楚国、吴国、蔡国、燕国等，遍布当时的许多个诸侯国。

这些弟子都非常尊敬孔子，他们把孔子的思想进行广泛传播，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的言行记录并整理成了一部书，名叫《论语》，意义是语言的论纂。内容包括孔子谈话、孔子答弟子问、弟子之间的相互讨论以及弟子对孔子的回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