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发端

人生问题发端

傅斯年

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照我现在的学问思想而论，决不敢贸贸然解决他。但是这个问题，却不能放在将来解决;因为若不曾解决了他，一切思想，一切议论，一切行事，都觉得没有着落似的。所以不瞒鄙陋，勉强把我近来所见，写了出来，作为我的人生观。还要请看的人共同理会这个意思，大家讨论，求出个确切精密的结束;我这篇文章，不过算一种提议罢了。所以题目就叫做人生问题发端。一年以来，我有件最感苦痛的事情：就是每逢和人辩论的时候，有许多话说不出来，——对着那种人说不出来;——就是说出来了，他依然不管我说，专说他的，我依然不管他说，专说我的，弄来弄去，总是打不清的官司。我既然感着痛苦，就要想出条可以接近的办法;又从这里想到现在所以不能接近的原因，照我考求所得，有两件事是根本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是使我们所以为我们，他们所以为他们，使他们不能为我们，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原动力：第一，是思想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观念的不同。这两件既然绝然不同，一切事项，都没接近的机缘了。就思想而论，我们说，“凡事应当拿是非当标准，不当拿时代当标准”;他们说，“从古所有乌可议废者·”就人生而论，我们说，“凡人总当时时刻刻，拿公众的长久幸福，当做解决一切的根本”;他们说，“无念百年，快意今日”。这样的相左，那能够有接近的一天·要是还想使他同我接近，只有把我这根本观念，去化他的根本观念;如若化不来，只好作为罢论;如若化得来，那么就有公同依据的标准了。一切事项，可以“迎刃而解”了。什么“文学的革命”，“伦理的革命”，“社会的革命”，……虽然是时势所迫，不能自已;然而竟有许多人不肯过来领会的。我们姑且不必请他领会，还请他“少安勿躁”，同我们讨论讨论这根本问题。这根本问题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吗·我答道，不但不能说互相独立，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有这样特殊的思想式，就有这样特殊的人生观;有那样特殊的人生观，就有那样特殊的思想式;两件事竟断不出先后，并且分不出彼此。要是把这两题作为一体，往深奥处研究去，差不多就遮盖了哲学的全部。但是这样研究，作者浅陋，还办不到;而且实际上也没大意思，不如就形质上分作两题，各自讨论。所有思想式一题，等在本志第三号上讨论去。现在把人生观念一题，提出来作个议案罢。

(一)

我们中国人在这里谈论人生问题，若果不管西洋人研究到甚么地步，可就要枉费上许多精神，而且未必能切近真义。因为人生的各种观念，许多被人家研究过了，尽不必一条一条的寻根彻底;径自把他的成功或失败，作为借鉴，就方便多着了。所以我在评论中国各派人生观念以前，先把西洋人生观念里的各种潮流，约略说说。一章短文里头，原不能说到详细，不过举出纲领罢了。Ludwig Feuerbach说：“我最初所想的是上帝，后来是理，最后是人。”这句话说的很妙，竟可拿来代表近代人生观念的变化。起先是把上帝的道理，解释人生问题。后来觉着没有凭据，讲不通了，转到理上去。然而理这件东西，“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被Intellectualists和其他的Classical philosophers讲得翻江倒海，终是靠不着边涯。于是乎又变一次，同时受了科学发达的感化，转到人身上去。就是拿着人的自然，解释人生观念，——简捷说罢，拿人生解释人生，拿人生的结果，解释人生的真义。从此一切左道①的人生观念，和许多放荡的空议论，全失了根据了。我们考索人生问题，不可不理会这层最精最新的道理。人对于自身透彻的觉悟，总当说自达尔文发刊他的《物种由来》和《人所从出》两部书起。这两部书虽然没有哲学上的地位，但是人和自然界生物界的关系，——就是人的外周，——说明白了。到了斯宾塞②，把孔德所提出的社会学，研究得有了头绪，更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又明白个大概。后来心理学又极发达，所有“组织”(Structural)、“机能”(Functional)、“行为”(Behavioristic)各学派，都有极深的研究;人的自身的内部，又晓得了。这三种科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生物学家主张的总是“进化论”(Evolutionism)，从此一转就成了“实际主义”(Pragmatism)。法国出产的“创化论”(Evolution Creatrice)，也是从进化论转来。什么Life urge和Life Spirit，虽然一个说科学解释不了，一个更近于宗教，然而总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并且可以说是进化论的各面。这并不是我专用比傅的手段，硬把不相干的合在一起;其实各派的思想，虽是“分流”，毕竟“同源”。所以B.Russell在他的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里，竟把这些派别归为一类，叫做进化论派;Eucken在他的Knowledge and Life里，也常合在一起批评去。我把他合在一起的缘故，是因为都是现代思潮一体的各面，都是就人论人，发明人之所以为人，都不是就“非人”论人。我们受了这种思潮的教训，当然要拿人生解决人生问题了。但是现在为说明之便，却不能合笼一起讲下去，只得稍稍分析。论到小节，竟是一人一样;论大体，却可作为两大宗：第一，是生物学派;第二，是实际主义派。现在不便详细讲解他，姑且举出他两派供给于人生观念最重要的事实罢了。生物学派，拿自然界做根据，解释人生。他所供给人生观念最切要的，约有以下各条：——(1) 使人觉得他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因而晓得以己身顺应自然界。(2) 古时候的“万物主恒”之说，没法存在了。晓得各种事物，都是随时变化的，晓得人生也在“迁化之流”里头，可就同大梦初醒一般，勉力前进。许多可能性，许多潜伏力，不知不觉发泻出来。现在人类一日的进步，赛过中世纪的一年，都为着人人自觉着这个，所以能这样。(3) 古时哲学家对于人生动作，多半立于旁观批评的地位，没有探本追源，而且鼓励动作的。自从“生存竞争”发明以后，又有了“生存竞争”的别面，——“互助”——一正一反，极可以鼓励人生的动作。这个原理仿佛对人生说道：“你的第一要义，就是努力。”(4) 古时哲学家的人生观念，有时基于形上学，尽可以任意说去，全没着落。生物学派把这些虚物丢掉，拿着人的地位一条发明，尽够弃掉各种“意界”的代价而有余。从此思想上所谓“想象的优胜与独立”(Imaginary Superiority and Independence)，不能存在，总须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这样一转移间，思想的观念变了，人生的观念变了。因为思想从空洞的地方，转到人生上，人生的范围内事，多半被思想揭开盖了。(5) 看见人类所由来的历史是那样，就可断定人类所向往的形迹必定也是那样。所以有了尼采的“超人”观。尼采的话，虽然说的太过度了;但是人类不止于现在的景况，却是天经地义。从此知道天地之间，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人生的真义，就在乎力求这个“更多”，永不把“更多”当做“最多”。以上都是生物学派所供给的。但是专把生物学解释人生，总不免太偏机械的意味。斯宾塞也曾自己觉着他的生活界说不切事实，说：“生活的大部分，不是生理化学的名词能够表现的。”所以从生物学派更进一层，就是实际主义的说话。现在把这主义供给人生观念最要紧的道理，写在下面：——(1) 生物学派的人生观念，是机械的;实际主义的人生观念，是创造的。(2) 哲姆士③说：“精神主义的各种，总给人以可期之希望;物质主义却引人到失望的海里去。”(James' Pragmatism p.108)生物学派的主张，虽然叫人努力，但是极不努力的道理，也可凭藉着生物学家的议论而行。实际学派感觉着这个，把“软性”人和“硬性”人两派，哲学外表的相左揭破了，事实上联成一个：一边就人性讲得透彻，不象理想家的不着边涯;一方说“道德生活是精神的;精神是创造的”(Creative Intelligence p.408)，不象生物学派讲得全由“外铄”。这类的人生观念，是科学哲学的集粹，是昌明时期的理想思潮，和十九世纪物质思潮的混合品，是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活、哲学各问题之下，必生的结果。(3) 古时哲学家总是拿宇宙观念解释人生问题，总不能很切题了。生物学家也是拿生物原理解释人生问题，每每把人生讲得卑卑的很。实际主义却拿着人生观念，解释一切问题。只认定有一个实体，——就是人生，——不认定有唯一的实体，——就是超于人生。所有我们可以知，应当知，以为要紧，应当以为要紧的，都是和人生有关，或者是人生的需要。供给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损害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无用(包括有害)，无用就是假。这样抬高人生观念的位置，不特许多空泛的人生观念，一括而清，就是生物学派只晓得人生的周围，不晓得人生的内心的人生观念，也嫌不尽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际主义是生物学派进一层的，是联合着生物学派，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4) 既然发明人生是制定思想上、道德上一切标准的原料，就可以拿人生的福利(Welfare)，和人生的效用(Effects)，去解决人生问题。从此人生的意义，脱离了失望，到了希望无穷的海;脱离了“一曲”，到了普通的境界;脱离了“常灭”，到了永存的地位。照这看来，拿人生解释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我们在这里研究人生问题，当然不能离开这条道路呵!

(二)

然而中国现在最占势力的人生观念，和历史上最占势力的人生学说，多半不是就人生解释人生，总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何以有这样多的“左道”人生观念呢·我想中国历来是个乱国，乱国的人，不容觉悟出人生真义。姑且举出几条驳驳他。第一是达生观。这种人生观，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极有势力。发挥这个道理的人，当然以庄周④做代表;阮籍⑤的《大人先生传》和《达庄论》，也是这道理。这一派大要的意思，总是要“齐死生，同去就”，并且以为善恶是平等的，智愚是一样的;看着人生，不过是一切物质的集合，随时变化，没有不灭的精神;所以尧、舜、桀、纣都没差别，“死则腐骨”。照这样人生观念去行，必定造出与世浮沈的人类。既然不分善恶，所以没有不屈的精神;既然没有将来的希望，所以不主张进化;既然以为好不好都是一样，所以改不好，以为好只是多事;既然只见得人生外面，时时变化，不见得人生里面，永远不变，所以看得人生太没价值了。照效果而论，这种达生观已经这样可怕。若果合于真理，尚有可说，无如拿真理解他，他并没立足之地。凡立一种理论，总要应付各种事实，但凡有一处讲不通，这理论就不能成立。我们是人;人有喜，有怒，有若干的情绪，有特殊的情操，有意志，有希望;拿这种达生观去应付，一定应付不下的。因为达生观忽略人性，所以处处讲不通了。达生观竟可以说是一种“非人性的人生观”。就以阮籍个人而论，总应该实行这达生观了。但是《晋书》本传里说：“籍子浑……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照这样看，阮籍竟不能实行下去。他爱他儿子，他不愿意他儿子学他，可见他这道理是不普遍的;不普遍的道理，是不能存在的道理;然而大说特说，真是自欺。还有一层，照这达生观的道理而论，善恶是一样，一切是平等了;那么“大人先生”和“裈中群虱”是没分别，达生的和不达生的是没上下。何以偏说“大人先生”好，“裈中群虱”不好;达生的好，不达生的不好呢·既然“一往平等”了，没有是非了，只好“无言”;然而偏来非那些，是这些，骂那些，养这些，真是自陷。总而言之，解释人生真义，必须拿人性解去，必须把人性研究透彻，然后用来解释。如若不然，总是不遮盖事实的空想了。至于达生观所以在中国流行，也有几条缘故。第一，中国人是只见物质不想精神的。第二，中国人缺乏科学观念，所以这样在科学上讲不通的人生观念，却可以在中国行得通。第三，——这是最要紧的原故，——中国的政治永远是昏乱;在昏乱政治以下，并没有人生的乐趣，所以人生的究竟，不可得见。忽然起了反动，就有了达生观了。第二是出世观。出世的人生观有两种：一、肉体的出世，二、精神的出世。前者是隐遁一流人，后者是一种印度思想。中国历史上最多隐士，都是专制政治的反响。专制政治最能消灭个性;尽有许多有独立思想的人，不肯甘心忍受，没法子办，只有“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什么“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啊!都是在昏乱时候。有时太平时代，也出隐士，看来似乎可怪，其实也是为着社会里政治里不能相容，然后自己走开。这样本不是一种主义。在实行隐遁的人，也并不希望大家从他。所以有这样情形，尽可说是在一种特殊境况之下，发生来的一种特殊变态;我们大可置而不论了。至于那一种印度思想，惑人却是不少。他们以为人生只有罪恶，只有苦痛，所以要超脱人生。揣想他的意旨，并不是反对人生，原不过反对苦痛，但是因为人生只有苦痛，所以要破坏人生。照现在文化社会的情形而论，人生只有苦痛一句话，说不通了。更加上近代科学哲学的证明，超脱人生的幸福，是不可求的。什么“涅槃”(Nirvana)一种东西，是幻想来的。这也是在印度乱国里应有的一种思想，也是受特殊变态的支配，也是拿“非人”论人，不能解释人生的真义。第三是物质主义。中国人物质主义的人生观，最可痛恨。弄得中国人到了这步田地，都是被了他的害。这种主义在中国最占势力，也有个道理。中国从古是专制政治，因而从古以来，这种主义最发达。专制政治，原不许人有精神上的见解，更教导人专在物质上用工夫。弄到现在，中国一般的人，只会吃，只会穿，只要吃好的，只要穿好的，只要住好的，只知求快乐;只知纵淫欲……。离开物质的东西，一点也觉不着;什么精神上的休养、奋发、苦痛、快乐、希望，……永不会想到。这样不仅卑下不堪，简直可以说蠢的和猪狗一样。一切罪恶，都从不管精神上的快乐起来。所以不管精神上的快乐，都因为仅仅知道有物质。这种观念，在哲学上并没有丝毫地位，原不值得一驳。我们只要想几千年前人类，要是只有这种观念，必定没有我们了。我们要是只有这种观念，必定没有后人了。可见这观念和人生势不两立，那么当然不能拿他解释人生了。第四是遗传的伦理观念。有人说道德为人而生。也有人说，人为道德而生。后一层道理，已经是难讲得很：纵然假定人为道德而生，也应当是为现在的，真实的道德而生;不应当是为已死的虚矫的道德而生。在现在中国最占势力的人生观念，是遗传的伦理主义。他以为人为道德而生，——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不许有我，不许我对于遗传下来道德的条文有惑疑。硬拿着全没灵气的人生信条，当做裁判人生的一切标准。中国人多半是为我主义，这却是无我论。何以无我呢·因为有了道德，就无我了;有了道德上指明的“君”、“父”，就无我了;有了制定道德的圣人，就无我了。这道理竟是根本不承认有人生的，他的讲不通，也不必多说了。这四种都是在中国流行的“左道”人生观念。有人问我，何以这几样都算做“左道”·我答道： “因为他们都不是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都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都是拿个人的幻想，或一时压迫出来的变态，误当做人生究竟。”其余的“左道”观念，尚是很多，一篇文章里不能一一说到。只要把“就人生论人生”一条道理当做标准，不难断定他的是非了。

(三)

既然“左道”的人生观念，都是离开人生说人生，我们“不左道”的人生观念，当然要不离开人生说人生了。但是不离开人生说人生，——就人生的性质和效果断定人生的真义，——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想这样办，必须考究以下各条事实：——(1) 人在生物学上的性质;——就是人在自然界的位置。(2) 人在心理学上的性质;——就是人的组织、机能、行为、意志各方面的性质。(3) 人在社会学上的性质;——就是人和人，个人和社会相互的关系。(4) 人类将来的福利和求得的方法。(5) 生活永存的道理(The Immortaliliy of Life)。(我这里说生活永存，万万不要误会。我是说“生活的效果Effects”永存，“社会的生活”永存，不是说“个人的生活的本身”永存。)把这五条研究详细，不是我这“发端”的文章应有的事。况且我学问很浅，也不配仔细述说这些。所以要做这篇文章的缘故，原不过提出这人生问题，请大家注意;请大家去掉“左道”，照正道想法去解决他;并不敢说我已经把他圆满解决了。但是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哲学，上至大总统，下至叫花子，都有他的人生哲学。我对于人生，不能没有一番见解;这见解现在却切切实实相信得过，也把他写了出来，请大家，想想罢。人生的观念应当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我现在做文，常觉着中国语宣达意思，有时不很亲切。在这里也觉这样。我把对待的英文，写出来罢。“The frec developement of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for the Common Welfare”。)

(四)

我这条人生的观念，看来好象很粗，考究起来，实在是就人生论人生，有许多层话可说。怎样叫做自由发展个人·就是充量发挥己身潜蓄的能力，却不遵照固定的线路。怎样叫做公众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为什么要为公众的福利·就是因为个人的思想行动，没有一件不受社会的影响，并且社会是永远不消灭的。怎样能实行了这个人生观念·就是努力。这话不过略说一两面。我这人生观念，决不是两三行文章，可以讲圆满了的。但是多说了，看的人要讨厌了，姑且抛开理论，把伪《列子·汤问篇》里一段寓言，取来形容这道理吧。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龁，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为乎·”河曲智叟无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这段小说把努力为公两层意思，形容得极明白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为乎·”一句话，尤其好。我们可以从这里透彻的悟到，人类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层一层堆积来的，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群众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界的。末一节话虽荒唐，意思乃是说明努力的报酬。但能群众永远努力做去，没有不“事竟成”的。我们想象人生，总应当从愚公的精神。我的人生观念就是“愚公移山论”。简截说罢，人类的进化，恰合了愚公的办法。人类所以能据有现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为从古以来的人类，不知不觉的慢慢移山上的石头土块：人类不灭，因而渐渐平下去了。然则愚公的移山论，竟是合于人生的真义，断断乎无可疑了。这篇文章，并没说到仔细。仔细的地方，我还要研究去，奉劝大家都研究去。研究有得再谈罢。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

〔注释〕　①左道：泛指邪道，有贬义色彩。　②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进化论者，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③哲姆士：詹姆斯(1842—1910)，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及机能心理学的先驱。其意识流概念为批判心理学元素主义的先声，情绪说则预示20世纪行为主义的诞生。在美国心理学史中，特别是在理论上有重要贡献。　④庄周：庄子(约前369—前286)，战国时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　⑤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思想上崇奉老庄，政治上采取谦退冲虚、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向秀、刘伶等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鉴赏〕　古往今来，关于人生问题的议论浩如烟海，众说纷纭。傅斯年的《人生问题发端》之所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在今天仍然有它的光芒，就在于作者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在貌似说不清、理还乱的藤蔓纠结中，用科学精神理清了头绪。他辨析查证，有破有立，观点鲜明，逻辑性强，鞭辟透里，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生真义的路径。作者开宗明义就说，“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接连两个惊叹号，提醒人生问题之重要与迫切。人生观对人的实际行为、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有的人坚持“时时刻刻，拿公众的长久幸福，当做解决一切的根本”，而有的人则以“无念百年，快意今日”为信条。因为看人生的着眼点不同，带来人生观念的大相径庭，甚至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在评论中国各派人生观念之前，傅斯年列举了西洋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历程。比如，由开始信仰上帝，用上帝的道理解释人生问题;到终于发觉种种破绽，讲不通，转向了形而上学的理论探索;然而空泛的道理，即便翻江倒海也不着边际，于是回转到人本身，以人的实际状况和结果来解释人生，探求人生的真义。达尔文说清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孔德、斯宾塞把人的生物学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人际关系明白了大概;再后来，心理学得以发展，深入到人身的内部。如此，这艘在茫茫海上航行的船有靠岸的希望了。作者将西方解释人生的观念分为两大宗，即生物学派和实际主义学派，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是非评判，优劣比较。前者让我们了解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人的潜力和潜能，从生存竞争到互助等，但其局限在于偏机械，难以解读人性的全部。人高于兽，应该是文化意义上的人。后者跃上一层，回到人的本体解释人生，最要紧的在于关联实际状态中的人生，帮助人生发达与成功，同时又以为人生需要精神引领，反对坠入物质主义深渊，因而是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回到中国人自身，作者敢于正视几千年惨无人道的封建统治，敢于正视昏暗的现实，一针见血批评了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中国人的人生观是拿“非人生”的观念来肢解人生，否定人生的意义，破坏人生的丰富和生趣。先说达生观。认为按照庄子的观念，世间没有是非之分，福和祸没有意义，生和死也没有差别，活着和死了差不多，无可留恋。不管你是伟人、贤人还是恶人、庸人，既然结局都要灰飞烟灭，生命价值就是一样的。这种人生观是要人们与世浮沉，随波逐流，与有喜怒、有情操、有意志、有希望的人性人情相悖太大。傅斯年指出形成这种人生观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中国人只见物质不想精神;二是中国人缺乏科学观念;三是最要紧的由于专制政治的压抑，在昏乱政治之下，没有人生的乐趣，自然也没有了。再说出世观。出世观又分肉体的出世和精神的出世。前者是隐遁，许多隐士逃避社会，“是专制政治的反响”，不愿入世;后者是佛教思想，万事皆空，故寻求超脱人生。再次是物质主义。在中国最占势力，历代专制政治，不许人有精神见解，只好以物相诱，让人只求物质利益，至于精神上的要求、个人修养、快乐、希望等，则会之阙如，在这种人生观指导下，人极易堕落，有时等同于猪狗一类动物。最后是遗传的伦理观念。认为人为虚矫的道德，即所谓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有君父就没有“我”，是无我论的人生观。傅斯年把这四种人生观都称为“左道”，都不是现代社会应该提倡的。经上述铺垫后，作者审时度势，力主透悟符合人性的科学人生观，把人们从茫茫迷雾中引出来。他认为研究人生的真义，有着不可忽视五个方面：1.从生物学引发而来，人在自然界的位置;2.由心理学引发而来，人的组织、机能、行为、意志各方面的性质;3.由社会学引发而来，人和人、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4.人类将来的福利和求得的方法;5.社会意义的生活永存的道理。这是回到人的本位，沿着正道探求人生哲学。用一句带有总结性的话来说，人生的观念应当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个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个人发挥己身潜蓄的能力，为公共求得的福利，自然也有个人的一份。文章最后，引录了“愚公移山”的寓言，坚信人类的文化和福利需求，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胼手胝足的努力，会“事竟成”的。傅斯年是历史学家，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他认为民众的素质低下，不能构成健康的社会，也无法担负社会责任和义务。在此文中，他高屋建瓴，以简洁笔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系统论述了人性与人生观问题。没有人性的解放，没有正确人生观的确立，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问题都将无法解决。在期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向往民族复兴的今天，岂非也是发人深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