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曾巩·先大夫集后序》散文鉴赏

唐宋八大家《曾巩·先大夫集后序》散文鉴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①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②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③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以下是也。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④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⑤大臣从官执事⑥之人，观望怀奸⑦，不称天子属⑧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⑨，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⑩，其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11}、越州监酒税{12}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13}。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14}，及西兵起{15}，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16}终。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17}，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18}，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19}初，四方争言符应{20}，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21}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22}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馀条。在京西，又与三司{23}争论，免民租，释逋负{24}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

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25}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

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其书，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26}，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

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序。

【注】

①类次：按文体分类依次编排。②摈（bìn鬓）：抛弃。③闳（hóng宏）深：博大，深厚。④疾：痛恨。⑤推：推究。⑥从官：指帝王身边的侍从官员。执事：古时指侍从左右供使令的人。⑦观望怀奸：见风使舵，心怀奸诈。⑧属（zhǔ主）任：托付，委任。⑨难言：诘难责备的话。⑩出：古意指离开京城到地方去任职。{11}光禄寺丞：光禄寺属官，职责是参与准备祭祀、朝会及酒宴诸事。{12}监酒税：收取酒税的官。{13}转运使：宋初所设的州府以上的行政长官，负责一路或数路财赋，并督察地方官吏。{14}知制诰：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15}西兵起：指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西夏兵围攻灵武一事。{16}龃龉（jǔyǔ咀语）：上下齿不相配合。此指意见不合，彼此相恶。{17}集：同“辑”。辑睦，安定。{18}管榷（què确）：宋代一种制度，对茶、酒等实行国家专卖。{19}祥符：全称“大中祥符”。宋真宗赵恒年号。{20}符应：也叫“瑞应”。古时以所谓天降“符瑞”，附会与人事相应，称做“符应”。{21}绌（chù处）：贬退，排斥。{22}主圣臣直：因君主圣明，故臣下敢于直言。{23}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三部门。为宋代主管国家财政的中央机构。{24}释逋（bǔ补）负：取消（百姓）拖欠的赋税。逋，拖欠。负，亏欠。{25}在上前：留在御前。指被皇帝留下来不批发的奏章。{26}表里：此指言行和思想。

本文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是曾巩为已故祖父的文集所作的后序。曾致尧，字正臣，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土，历任秘书丞、转运使、尚书户部郎中等职，性格貌似迂阔而实则耿介，对曾巩的影响很深。因死后追赠右谏议大夫，因此曾巩称之为“先大夫”。

曾巩一生，都非常崇敬祖父，又尤为赞赏祖父这种勇言当世得失的精神，不仅亲自整理其文集，还求请当时文坛的大手笔欧阳修、王安石为作神道碑铭和墓志铭。本文便是他在整理曾致尧的文集后，为文集作的一篇序文。

关于曾致尧的生平事迹本文中笔墨不多，一是因为欧阳修所撰写的曾致尧神道碑铭中，已作了详细记叙，本文便专写为碑铭所“不尽载者”。再就是曾致尧的“历官行事”并不是本文的写作重点，本文重在论述他的生平言行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

本文虽然是一篇文集序，但其实是借评论祖父的文集来颂扬祖父的政绩和人品。所以，实际上成了一篇别具一格的人物传论。文章始终围绕“勇言当世之得失”这一中心来陈述祖父的事迹，从他才入仕时勇言当世之得失，激烈地批评朝廷官员“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到屡次受到打击与排斥，被排挤出京城去任地方官，但“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清晰地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位忠君爱民、刚直好谏的官员形象，突出了曾致尧不为利害祸福所动的思想品德。

为了进一步增强印象，曾巩举出几个具体的事例来加以论证：一是在太宗、真宗两朝，曾致尧本来受到皇帝赏识几度官职升迁，却又都因“常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故不果用”。后来真宗想重新召用他时，他又在这关键时刻上书，“语斥大臣尤切”，以致“卒以龃龉终”。二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自天子至百官，崇尚道教之风极为浓烈，曾致尧却极言力谏，“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三是在任两浙转运使时，奏罢苛税。四是在京西任职时，“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而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文集中，他自己也因此而落了个“以龃龉终”的结局。

纵观全文，曾巩融感情于叙事之中，显得感慨低回。曾巩对祖父的了解，主要是假之于曾致尧的遗著和亲旧间的传闻。文章取夹叙夹议的形式，将自己的议论与对祖父生平事迹的介绍结合得非常紧密，使得文章饱含感情。既为祖父的悲剧命运而感叹，感叹当时朝臣的非难及天子优容纳谏的圣德；又不能直言批评造成这一命运的君主，只好抚卷长叹：“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这是感慨，但感叹之中又有讽刺，是讽刺与批评的一种含蓄的表达形式，也更加凸显一种鲜明的对比和深刻的矛盾。

不难猜想，曾致尧文集所辑集的，又正是这类批评尖锐、言辞激切的章表文字，人物本身的坎坷经历与文集的内容，都决定着文章易于显现出一种辞危言苦的特点和倾向。本篇序文却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以叙述人物直言批评时政的事迹为主，不时杂以慨叹与评论，反复称述其直言忠谏的品格，措辞也极有分寸，藏锋不露，感人肺腑。

后人评论

方苞在《唐宋八家文百篇》中认为曾巩的散文“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