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宗巾:由历史典故到文学意象
一、 “林宗巾”典故的源出及流行
郭泰,字林宗,范晔《后汉书》卷九十八《郭太传》(注:范晔为避父范泰讳,于《后汉书》中改作“郭太”)记载了郭泰的一则轶事,乃“林宗巾”典故的最早源出:
(郭太)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
从这段文字看,“林宗巾”典故至少包含三个基本要素:郭泰、头巾、因“遇雨”而“巾折一角”。需要说明的是,郭泰这里戴的应该是角巾的一种,故才会有“遇雨折角”之事发生。那么,汉代的角巾是什么样子的呢?“早期的巾称帻,原本只是一块软方巾,用时随意包裹,后来为了方便包扎,特意裁出四脚,并将四脚接长,形成宽带,裹头时将巾覆盖在头顶,后面两脚向前包抄,自下而上,于额前系结,前面两脚则包裹前额,绕至脑后,缚结下垂,形似两条飘带,再往后更演变成预先折叠好如帽状的角巾,角巾涂了漆再发展成帽状的幞头。”
郭林宗像(陈仲辉《中国潮男》)这里告诉了我们角巾的大概样子,形状略如右图:
这种角巾一般由纱布或葛布制成,遇雨被淋坏,一角塌下,乃情理之中事。由“林宗巾”衍生出与之相类的一些表述,或与郭泰本人相关,如“郭泰巾”“林宗巾”;或与折角动作相联,如“折角巾”“角巾折”“折巾角”“巾角垫”“垫巾”等;或与遇雨之事相系,如“雨垫巾”“垫雨巾”等,虽关注焦点和表述字眼略有差异,但涵义相同,典故又同出一源,故此类说法可等而视之。而“林宗巾”典故的流传,与这三要素均有直接关系。
郭泰本人的“名人效应”,是“林宗巾”在当时得以流行的主观因素和重要条件。郭泰家世显赫,祖有懿德,绵延可上溯至周王室,又博通坟典,才名远播:“先生诞膺天衷,聪睿明哲……考览六籍,探综群纬,周流华夏,游集帝学。”
(《郭泰碑》)阅览之广,学问之博,在当世无出其右。弃官归隐后,以其才学教授弟子数千,自成一家之名。同时,他又具有奖掖士人的宽广胸襟:“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
(《郭太传》)家世之显赫,有才而无私,耿介而正直,这些都使其声望日隆。
除了个人名望高以外,郭泰本人秉芝兰玉树之姿,具闲雅飘逸之态,极具人格魅力:“林宗惟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
(《郭太传》)汉代1尺约合23厘米,则郭泰身高约184厘米,称其“魁伟”,亦无夸饰,身材挺拔,宽衣博带,立于船头,可以想见其丰神俊朗之态。
其性情高洁傲岸,当时有人问范滂对郭泰的評价,范滂答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
(《郭太传》)虽仅寥寥数语,却已勾勒出郭泰身处末世而有傲骨的磊落风神。郭泰以其个人名望和人格魅力,最大限度地投合了后世文人运用“林宗巾”这一典故表达“赞扬”主题时的心理契机。
郭泰能成为汉末士人的榜样,更源于其进退合宜的人生智慧。能在国与家、仕与隐、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匡救时弊与全身远祸之间,找到一个较为平衡的“契合点”,在动荡的末世实现自身价值,完成一种较为理想的人生模式,成为当时及后世士人的人生典范。后世表达“隐逸”主题的文人对“林宗巾”典故的一再使用,也正是由此而展开的。郭泰生前即在士林享有极大声望:“于时缨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
(《郭泰碑》)但他却能做到不为名声所累,对未来所面临的隐忧祸患有着本能的预见,并提前进行有意识的规避,在感受到汉末社会动荡,深知王朝衰败之结局无可挽回的时候急流勇退。朝廷屡次征召,郭泰均不就诏:“或劝泰仕进者,对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
(《郭太传》)后“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泰及汝南袁闳得免焉”
(《郭太传》)。退隐之后,他又教授弟子数千,逝后万人来送,据百衲本《后汉书·郭太传》载:“泰以建宁二年正月卒,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涂,盖有万数来赴。”因而蔡邕为其作碑文时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头巾”之自身特点及隐士身份的隐喻,成为林宗巾在当时得以流行的客观因素和必要条件。先秦时期,士人戴冠,庶民裹巾,作为男子成人后区分身份的标志,《释名·饰首饰》有言:“巾,谨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当自谨修于四教也。”“巾”在这里是没有官职的普通百姓的身份标识,又具有慎独修身之意,提醒人们谨修“四教”
(孔子以文、行、忠、信为教人的四要目,《论语·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见《论语注疏》卷七)至东汉,“巾”以其轻便实用的效果,廉价易得的材质,开始被大量使用,“头巾”成为当时士人日常必需品之一,愈来愈多类似郭泰这样名望虽高,却又归隐不仕的民间隐逸高人产生,普通百姓的身份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选择戴“巾”,而他们大多又博学多才,性情傲岸,引得达官显贵出于附庸风雅的心理去追随他们,改冠为巾,以示自矜品格,礼贤下士,后逐渐演变成一种隐士身份的暗喻:“楚词云:‘荷衣兮蕙带。’后汉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垫,时人延故折一角为林宗巾,皆隐服也。”
(《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卷四,清初丘象随七轩刻本)“折角巾”之影响亦长盛不衰,《周书·武帝纪下》:“初服常冠。以皂纱为之,加簪而不施缨导,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记载的是一种仿照“折角巾”的样式用黑纱制成的“常冠”。到了明代,《水浒传》中依然有“折角巾”的影子:“忽见一秀士,头戴折角巾,引一个绿袍年少将军来,教琼英飞石子打击。”
“遇雨”而“巾折一角”,事件本身的偶发性和奇异性反使其得以流行,迎合了士人“追新逐异”的心理,是“林宗巾”在当时盛行的心理机制和充分条件。人们往往会对新奇的事物有一种群体性的趋之若鹜的好奇,并尝试仿效;而当“新奇”之事发生在颇有“名望”之人身上,且具有时尚特性又易于仿效时,这种心理就会在短时间内被成倍地放大,产生类似狂热“追星”的效果。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这点:“相传东汉名士郭林宗外出遇雨,头巾淋湿,一角折下半高半低,人感到更添风雅、新奇,故又称其为‘林宗巾’及‘折角巾’,士人纷纷效仿成为常用首服一直沿用至南朝齐梁之时。”(李晰《汉服论》)
二、 “林宗巾”典故之文化演变
汉代以后,“林宗巾”典故在文化层面上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延续了其源出时所具有的“见慕名士”之风,表达对类似郭泰其人的高洁品格、风流气度的赞美;另一方面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讽刺时人附庸风雅,头脑发热地一味摹拟外物而不具备其神理气韻的跟风行为,有“易名同蔺”“东施效颦”之讥。
1 “垫巾效郭”与“见慕名士”
延续汉末“见慕名士”之风,文人在创作过程中开始批量使用此典,表达对潇洒出尘之士的赞美之情,使之具有了言简意微的意象功能。这类作品,往往出现在“题赠”“酬答”“奉和”及“伤悼”类诗文中,或写人物品行的净洁雅致:“水玉簪头戴角巾,瑶琴寂历拂轻尘。”
(《题李处士幽居》,温庭筠《温飞卿诗集笺注》卷四)或写对功名的淡泊之意:“浮云轻功名,依然林宗巾。”
(《题陶晴皋诗集五平体》,戚学标《景文堂诗集》卷二)或赞人物的外在风姿:“云孤鹤独且相亲,仿效从他折角巾。不用吴江叹留滞,风姿俱是玉清人。”
(《奉和次韵》,张贲《松陵集》卷九)或称赏亡者以寄托哀思:“雨后巾何妨垫,风前衣自然飘。”
(《哭沈芳文》,章藻功《思绮堂文集》卷九)更有在墓志铭中用以称扬墓主人之性情高洁:“君好修洁,戴折角巾,衣鹤氅衣,望山临水,步趋翛然。”
(《孙元宝墓志铭》,贡师泰《玩斋集》卷十)他如陈起《郭评事》、陈与义《赠傅子文》、吴伟业《赠钱臣扆》等作品,皆可归为此类。
以“林宗巾”来表达“见慕名士”的感情,褒扬寄赠对象的高洁品性,是承接其源出本意而来的,所称扬对象的美好品质和郭泰本人的傲岸性情,在某一点上具有类似之处,能互相契合,“林宗巾”意象在这里的运用,不仅是对描写对象的含蓄赞美,同时也强化了这一意象本身的正向文化意蕴。
2 “垫巾效郭”与“易名同蔺”
与上述相反,在其传播接受过程中,逐渐新生成了一种相反的效应,即“易名同蔺”,成为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向。
分析前引《郭太传》与“林宗巾”相关的描述,“其见慕皆如此”一语固然表达的是对郭泰的褒扬,但细加体味,其中似也多少含有对仿效者行为的讥讽之意。早在《庄子·天运》中,便有对“东施效颦”行为的讥刺。《晋书·戴逵传》首次把“折巾角”和“东施效颦”两个事件联系到了一起:“若元康之人,可谓好循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
(房玄龄等撰《晋书·戴逵传》卷九十四)批评其“徒贵貌似”的舍本逐末行为。
到了唐代,就出现了较为直接的批评:“与夫垫巾效郭,易名同蔺者,岂不远哉?是亦见谬也。”
(韩愈《三器论》)从“东施效颦”到“易名同蔺”,实质上是从“仿效”的层面延伸到了“易”的层面,“仿效”只是单纯的行为上的摹拟,本我还在,而“易”却是彻底抛弃本我的特质,试图伪装成另外的一个人。相较之下,后者的改变程度更大,批评意味也更加深刻。
明人吴之甲有感于明代诗文创作中摹拟剽窃之风盛行,更是以激烈的口吻对一味盲目仿效“林宗巾”的行为及类似性质的事件进行批评:“世俗摹仿态,甚堪嗤鄙。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角以为林宗巾。谢安偶执蒲葵扇,士庶竞慕,扇价数倍。此时有达者介其中,肯折角耶?肯执扇耶?夫古贤喆亦有寸瑕尺璺,如林宗之巾,谢安之扇,多矣!学者须反而求诸理,质诸心,勿漫为仿效,类黎宗孟之称模画手,王无咎之号转般仓也。”
(吴之甲《静悱集》卷四,清乾隆四年吴重康刻本)吴氏对这种不得其神而一味摹仿的态度是嘲笑鄙夷的,认为真正好学有识之士应该返本逐源,求其神理,明其本心,而不能流于表面的虚浮仿效,这类人就好像人们把黎宗孟称为模仿绘画的能手,王无咎被称为转般仓(注:宋代实行转般法,在泗、楚、真、扬四州所设的仓库,用以卸纳东南六路漕粮,再换船运至京师。《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宋徽宗政和元年”条:“于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铸当十大钱为当三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一样,只是一个摹仿的工具和转运的器具,毫无益处。
三、 “林宗巾”意象之文学演变
“林宗巾”在文化层面虽然朝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但除了类似吴之甲这样针对一味跟风式的摹拟行为进行批判外,大多数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中运用“林宗巾”典故时,都是源出本意,表达赞美褒扬之情。
一方面,文学创作中作者喜用其本事、本意,尤其是写到和“遇雨”“荡桨”“清泉”等与“水”相关的场景时,往往会提到“林宗巾”,且通过与之相类的优美意象进行组合,来衬托环境之清幽,反映游弋其中的人物之清雅,极力营造一种具有画面感的“画境”。有描写郊游,以“荡桨”写环境清幽,以“垫巾”写悠游自乐的:“荡桨远从芳草渡,垫巾还傍绿杨堤。”
(《城南》,胡宿《文恭集》卷四)“桨打甫里船,角垫林宗巾。”
(《曹云西山水》,王远《梧溪集》卷五)有反其意而用之,写晴光日好,无冒雨折巾之烦恼:“晴光微逗,既无折巾冒雨之嫌;云气成阴,不作赤脚踏冰之想。”
(《杨以哉先生招同泛舟观白莲花序(甲戌闰五月十四日)》,章藻功《思绮堂文集》卷三)更有以清泉涤巾、细雨垫巾来暗喻寄赠对象人品高洁雅净的:“西林独鹤引闲步,南涧飞泉清角巾。”
(《送刘十》,杨炯《唐音》卷三)“细雨垫巾过柳市,轻风侧帽上铜堤。”
(《公子》,杨亿《西昆酬唱集》卷上)等等。“林宗巾”典故在此类文学作品中的运用,只是较为表面化地满足文学创作的需要,其具象化的形象与源出典故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实指性较强。
另一方面,随着离本事出现的年代越来越远,其文学意涵在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手中得以丰富,源出时自身所带有的物质性、实指性内容逐渐削弱,即“头巾”这一实物性的特征及功用开始模糊,而典故自身所承载的人物品性特质却逐渐加强,使“林宗巾”慢慢演化为一个以郭泰为范本而更为典型化了的概念性、象征性文学符号。文人往往出于作诗、属文的需求,用一些具有类似共性特征及“名人效应”的事物与之对举,营造一种具有整饬感的“诗境”。兹举数例如下:
莫春已办曾点服,急雨又垫林宗巾。(《春晴》,曾几《茶山集》卷八)
甘此陋巷瓢,垫乃林宗巾。(《雅峰以岁暮诗属和次韵》,王相《友声集》清籁馆存稿)
雨垫林宗巾,风落孟嘉帽。(《幽居记今昔事十首以诗书从宿好林园无俗情为韵》,陆游《剑南诗稿》卷七十六)
唯安莱芜甑,兼慕林宗巾。(《赠周散骑行嗣三首》其二,吴均《吴均集》)
仙人葛陂杖,居士林宗巾。(《再以事于役邵州作》,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一百四十四)
会看神授如椽笔,莫改家传折角巾。(《示元用》,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十四)
当天气始肃,寒英盛开,被鹤氅衣,戴折角巾,携九节杖,巡行圃中,见幽姿劲质……
(《爱菊说》,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八)“林宗巾”和与之对举的此类相似典故,在这里已基本脱离了故事源出时的实指性内容,成为了某種象喻符号:精神方面,将其与“陋巷瓢”“莱芜甑”“如椽笔”对举,象征寒士安贫乐道的气节;形象方面,与“曾点服”“孟嘉帽”“叔子裘带”“鹤氅衣”对举,称扬才子雍容洒脱的风姿;性情方面,与“陶潜巾”“葛陂杖”对举,暗喻隐者孤高清洁的品行等。至于借以对举之事典,也往往具有“名人效应”,且在某一点上和郭泰有契合之处。作者们在此舍实用虚,舍形取意,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渐完成了“林宗巾”从典故到文学意象的演变。
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林宗巾”不载于蔡邕《郭有道林宗碑》,却首次出现于范晔《后汉书》,当与汉末“碑志”与南朝“史传”两种文体自身特点不同有关。
相较于“史传”而言,“碑志”往往以议论咏颂为主,是对墓主人一生盖棺定论式的评价,篇幅一般较短,行文结构上重议论而少叙事,语言风格上多庄重典雅而少轻快俚俗。蔡邕所作《郭有道林宗碑》,即“在写法上多叙事咏颂相间而以咏颂为重”(《汉碑文学研究》);而“史传”的写作则不然,往往写实性、故事性更强。因此之故,故事性和日常性较强的“林宗巾”典故出现在范晔的《后汉书》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范晔著录此事,也和南朝时士人盛行戴头巾之风有关。作为“名士”之风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对日常服饰及穿着打扮的过度讲究,出于身体因长期服食五石散需要“行散”发热的原因,魏晋名士往往会选择比较宽大的舒适衣物,相较之下,“头巾”是比“冠”更加日常化且舒适度更高的一个选择:“从东汉开始,巾开始大量被士人服用,有的贵臣还戴巾礼见朝会,直至魏晋南北朝,引发了汉服历史中第一次头巾流行。”
(《汉服论》)准此,也就不难理解范晔在撰写《郭太传》时,何以会专门提及“林宗巾”之事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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