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之后的随园

一

嘉庆二年（1797），一代文坛领袖袁枚痢疾复发。自觉将不久于人世，袁枚因此在病榻上向两个儿子口述了遗嘱。随园是袁枚一生心血所系，因此他叮嘱两个儿子好好保护随园，希望他们“能洒扫光鲜，照旧庋置，使宾客来者见依然如我尚存，如此撑持三十年”（《随园老人遗嘱》，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五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事实上袁家后人并没有让袁枚失望。在从嘉庆二年到咸丰三年六十多年时间里，袁家一直都在随园生活，精心呵护这座园林。同时随园也为袁家提供了能使他们能够安心生活、学习和创作的环境。不仅如此，在这六十年间里不断有袁枚的后学、袁家后人的朋友、邻居以及慕名而来的游客来到随园游玩、题咏或者缅怀。即使在随园尽毁以后，也有许多人临其遗址而慨然有感。

袁枚有两子，长子袁通，是袁树过继给袁枚的；次子袁迟，袁枚的嫡子。袁通和袁迟均有三男三女。其中年长一辈在外为官，以其俸禄维持随园，“先君子躬承庭训，几一花一木手自经营。厥后仕大梁，尝以廉俸葺而新之”（袁祖志《随园琐记》，《袁枚全集新编》第二十册）。

年轻子辈则在随园里生活、学习，袁祖志说：“余兄弟暨侄辈读书园中，兢兢焉。……诸兄姊尝于园中消夏结社，聊吟迭相唱和。”这些人中创作成绩比较突出的是袁祖志和同辈的姐妹，如袁绶、袁坤、袁淑、袁嘉等。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当时袁通、袁迟早已去世。袁通长子袁祖惠在四川做官，次子袁祖惪在上海做县丞，少子袁祖志在随园。于是袁祖志仓皇奉母亲逃往上海，但是不久袁祖因小刀会暴动而死。袁家只得再度流亡。随园在太平军占领时期传闻先被夏官某丞相所占，后来被拆毁改为粮田。但是在流亡途中的袁家却还在思念着随园。袁家后人曾反复托人致信曾国藩，希望他能将随园发还给袁家，曾国藩也同意了这个请求。但是当破城之后，“六月十六日，各将帅统师入城……莫不乘胜直驱小仓山下。周详审视一番，共深沧海桑田之感。然除妙相庵巍然独存外，他如吾家之寓园、邢氏之缘园、汪氏之蔚园、张氏之陶谷、汤氏之狮子窟琴隐园、孙氏之五松园，皆一例劫灰，殊堪慨叹耳”。后来袁祖志统计损失“园林遭毁，而所藏之三十万卷书籍，及名人笔墨、图册、额联，并《小仓山房全集三十种》之板，均付劫灰。余于克城后一月，即亲往觅探，但于山凹处检得墓石一方，及‘环香处’三字砖而已”（《随园琐记》）。

袁祖志的话可以在许多人日记中得到印证，赵烈文、张文虎等人是战后第一批进入南京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在日记中提到了当时的随园。

赵烈文于同治三年（1864）七月和友人“酉刻至妙相庵，涂过小仓山房，已鞠茂草，庵独完善，则少昆保全之也。少坐啜茶。邻有花匠，故佣作诸名园，呼话往事，殊不欲闻”（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5年版）。张文虎在同年十月与友人游清凉山，“山寺为毛贼所据，今只颓垣瓦砾而已。翠微亭犹存，登高延眺，心目一爽。忆壬辰秋试，与……既登此亭，复取道游随园……乱后流离，音问辽阔，不意余生重来此地，感慨系之”（张文虎《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虽然随园尽毁，但袁家人还是希望能重建随园。袁枚族孙袁起重新绘制《随园图》，请李鸿章等人题词。袁祖志也多次回到南京，但最后限于财力，只得在袁枚墓旁修一祠堂作罢。自此以后随园便处于荒废状态。

1923年金陵女子大学在随园修建了永久校址。1935年南京市政府计划征收随园遗址“袁氏祠堂之南，上海路东，广州路北，一带土地，约十三亩余，开辟公园”（《南京市政府公报》1935年第149期）。但是后来此计划不了了之。

1974年3月，南京市为了修建五台山体育场保龄球馆对袁枚墓进行了清理。至此偌大金陵城，再无袁枚一砖一瓦。

根据童寯《江南园林志》考证“南京清凉山东脉名小仓山……是今天广州路，路中段即随园故址……随园布局，因山谷高下分为东西三条平行体系：主要建筑全在北条山脊，南山只有亭阁两座，中间一条是溪流，乃今广州路面……园门设东北隅，在今上海路广州路口……园东南角靠近五台山永庆寺，园北紧邻东瓜寺合群新村一带……园西北角伸至今宁海路南口……西南角为袁氏祖茔……”（童寯《江南园林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广州路车水马龙，却早已不复当年随园之景。

二

不过，自袁枚去世一直到民国，还是许多人来到随园，或游览或追忆，通过他们留下来的诗歌，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随园。

袁祖志在《随园琐记》中说：“游园之人春秋日为最多，若逢乡试之年，则秋日来游之人更不可胜计。缘应试士子总有一二万人，而送考者贸易者又有数万人，合而计之数在十万人左右。……游园之人信手题壁，亭台楼阁到处皆遍然好诗。难得间有佳句，今亦不能记忆。至于山峰石蹬以及竹树之上，亦复刻题纪游年月，几于触目皆是。”袁绶后来回到随园时曾心生感慨：“面对青山入眼新，登临妒煞咏花人。”（《春日回仓山作》，《瑶华阁诗草》）

这些诗歌中只有极少部分保存下来了，通过对诗歌的分析，可以将到随园的人归为三类。

第一类，袁枚的学生和性灵派的追随者。这类人来到随园的主要目的是悼念袁枚。袁枚去世的时候他的学生大多在第一时间写诗悼念，并且参加了袁枚的葬礼。如袁枚的女弟子骆绮兰，她不仅参加了袁枚的葬礼，并且于嘉庆五年重返随园参拜袁枚墓。先生不在，空余枯冢，作为袁枚最得意的女弟子之一的骆绮兰，不禁悲伤之情：“永断程门立雪处，文章从此哭春风。”（《谒随园先生墓》，《听秋轩诗集》卷六）

性灵派的追随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赵翼和舒位。舒位是性灵派的后起之秀，他与袁枚并没有直接交往。嘉庆九年，舒位终于来到了随园，但他的心情却是“相看未敢题凡鸟，却趁斜阳自款门”（《随园作》，《缸水斋诗集》卷十二）。

赵翼是“性灵三大家”，比袁枚多活了十七年。他在嘉庆六年和嘉庆十五年两次到访随园，并写下了两首同题诗《随园吊袁子才》。两首诗题目虽然相同，时间相隔接近十年，前诗说“我亦暮年难再到，为君多驻片时闲”（《瓯北集》卷四十三），而后诗却说“老我独伤同调尽，临行能不重留连”（《瓯北集》卷五十二）。也許同一时代的人都流失殆尽，赵翼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快要走到尽头。随园已然变成“陈迹”，袁枚也变成一种象征。而当年赵翼和袁枚所共同推崇的诗歌创作主张又将何去何从呢？

这一类人来到随园的主要目的是追悼袁枚，他们也会关注随园的景色。但他们会将回忆中的随园对比现在的随园，从而为现在的随园添上些许忧伤。但是这种忧伤在别人眼里也许并不一定存在。

第二类，袁家朋友和邻居，这类人来到随园的主要目的赏景同时进行酬唱活动。这些人大多都生活在南京，和袁家关系密切。随园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场景，而非特殊的记忆。袁家朋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孙星衍。孙星衍与袁通等人关系亲密。袁通曾经在诗中说：“开口拂拂有酒气，为言道遇孙子荆。”（《雨中招酒人歌为李玉舟作》，《捧月楼诗稿》）事实上孙星衍不仅自己到访随园，还陪同许多人来到随园游玩，因此在其他人的诗中也能看见孙星衍的身影。

袁家的随园并不是孤立的园林。一大批文人士绅像袁枚一样在南京购置园林，各种酬唱活动是这些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风景优美的随园则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最为典型的是汤贻汾。汤贻汾自幼从军，官至副总兵，后来以见忤上司退隐南京。汤贻汾和袁枚有很多类似之处。汤贻汾在随园北面数十步建造了自己的园林，取名为“狮子窟”。作为邻居，汤贻汾和随园的关系极为密切。道光十三年，汤贻汾第一次游览随园并且写了《偕盛午洲思木光禄王鹤舟玉璋太守过随园留题》。可能第一次来随园，汤贻汾的态度比较谦虚，诗歌主要是怀念已经逝去的袁枚“生前岂少谈龙辈，泉石经纶也绝群”，同时也小心翼翼地褒扬自己的邻居袁家后人“鼎足才名谁继武，蛾眉弟子并修文”（《琴隐园诗集》卷二十）。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汤贻汾越来越熟悉随园，之前的那份神秘感逐渐消失。汤贻汾不仅经常出现在随园，而且甚至在随园举行各种活动，俨然一副反客为主的样子。道光二十七年，汤贻汾受袁家相邀来到随园做客，在《九月二日随园主人招饮》中说：“诗是君家剩，山无我辈孤。”（《琴隐园诗集》卷三十三）汤贻汾此时已然和最初不一样了，在他看来随园现在的名气不仅仅是袁枚，还有汤贻汾自己带来的影响。王庆勋在《琴隐园赠汤雨生都督贻汾》一诗中说：“随园池馆半荒烟，谁把风流继昔年。”（《诒安堂二集》卷五）而同治《上江縣志》则说：“招邀胜侣，结诗社，觞咏无虚日。名士渡江来者必诣其庐，隐然负时望。”当时无论从声望还是经济上，袁家都不能与汤贻汾相比。因此在当时德高望重的汤贻汾对于随园来说也是一种幸事。

第三类，来随园参观的游客，这类人来到随园的目的就较为复杂。袁祖志说大比之年来园参观的人数有十万之多，这个数字可能夸张。随园虽是一个开放式的园林，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随意进入。多数人也只是在随园外围游览，只有少部分人才有资格进入随园内部。在这些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方濬颐。方濬颐，安徽定远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早在道光十一年，方濬颐便来到随园参观，并写了《游随园》一诗。在年轻的诗人眼里，曾经作为一代诗坛领袖的袁枚早已经不在，而眼前的随园也只是空有楼台而已。作为局外人的诗人只能“凭栏不尽低徊感，夕照西沉未忍还”（《二知轩诗抄》卷一）。二十年后，已经步入仕途的方濬颐再次来到随园，这时他已经能够进入随园内部了。作为局内人的诗人又是另一番感受。他在《雨中偕家衣江兄由妙香庵至随园》中说：“烟霞吐胸臆，遂觉俗尘化。”（《二知轩诗钞》卷五）两首诗中诗人态度的变化值得玩味。

值得一提的是方濬颐曾在战后回到随园遗址。曾经的胜景如今已是一片荒芜，袁枚早已逝去，后起的汤贻汾也成为了历史，唯有周围的猿鸟诉说着不尽的历史：“龙潭余瓦砾，猿鸟共含愁。”（《汪虎溪守愚贰尹和予旧作随园即事四首韵见寄叠韵代柬》，《二知轩诗续钞》卷八）同样的情绪不止方濬颐独有，翻看《随园图题辞》，里面李鹤章、袁寿祺、彭王麐、王湘、应宝时等也都有相同感慨。今昔对比，盛衰之景分明可见，不由得人感慨万千。

正如前面所述，到随园遗址游览的风气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之前未见过随园盛况的人也能在这片废墟中找到精神的寄托。陈三立等人就是这样的代表。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江叔澥从安徽来南京为缪荃孙送《梓州舍利塔铭》。于是缪荃孙便“诣江叔澥谈，与百年登扫叶楼……后访随园先生墓道而归”（《缪荃孙全集·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面对这片废墟，陈三立感叹道：“随园老人旧吟处，台榭想象传琵琶。自从兵戈阅百岁，问字客散无停车。荒丘乱冢牧儿下，万事不保惟长嗟。况今世变幻苍狗，屡闻窃国如分瓜。公等休矣各归去，卧看残阳明荻芽。”（《同叔澥筱珊登扫叶楼归访薛庐顾石公遂携石公及梁公约过随园故址用前韵》，《散原精舍诗》卷上）

随园早已不复存在。诗人站在这片废墟之上只能凭借想象才能复原袁枚在世时随园的胜景。对陈三立所处在的这个时代来说，现实的生活越来越残酷，没有人去关注这片废墟。具有心灵敏感的人总会想到随园，会由这片废墟联想到那个早已逝去的盛世。

总体上来看，在袁枚之后有许多人来到随园。他们来到随园的时间以及情景都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来到随园的目的基本可以归纳为两类：观赏和凭吊。

作为一座园林，观赏性是随园本来的属性，而随园的文化属性则来源于袁枚。袁枚精心营造随园，并且在随园里举行各种文化交际活动。当袁枚去世之后，随园就变成了袁枚的精神象征。站在随园里，目睛所及的是风景，内心怀想的却是袁枚。追思、褒扬或者批评，袁枚的光影总是笼罩着随园，也映照着来到随园的游览者。在袁枚的影响之下，人们将自己的想象投射到随园上，甚至有人将其看成是乾嘉盛世的一个象征。但是如果我们认真梳理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在袁枚时代来到随园的人都是和袁枚有着密切交往的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随园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私人园林，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意义。这些人来到南京，更愿意访问的是那些已经经过大家选择的文化景点，而不是随园。这或许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那些和袁枚同时代的人在袁枚去世之后到访随园的原因。

在随园存在的六十年里，有无数新的园林兴起，同时也有无数的园林消失，随园却一直在惨淡经营，这本身就是值得纪念的。随园最后消失并非像是其他园林那样因为后代经营不善，而是被无情的战争所摧毁。这种结局无疑给随园增添了一种悲剧色彩。当后来的人站在随园的遗址之上时，想到的不仅有袁枚和随园，还有世事无常，白云苍狗。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霜雁一声语，烟江两岸秋。芦花三十里，吹雪满船头。我欲乘潮去，孤帆夜不收。苍茫云树外，明月出瓜洲。

（袁枚《夜过瓜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