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的新鲜感

古典诗歌的新鲜感

倪其心

清代赵翼的名篇《论诗之二》曰：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认为古典诗歌，即使像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杜甫的作品，虽然至今传诵不衰，但是读来已经觉得不新鲜了。在他看来，诗歌创作不断向前发展，人才辈出，新陈代谢，历代的代表诗人主导诗歌创作思潮是有一定时限的，大致数百年，并不永恒。显然，赵翼旨在号召当代杰出的诗人大胆创新，敢于超越前人的成就，创作出具有新鲜感的作品，领导创作思潮向前发展。然而这里要谈的是，李、杜诗篇初出时具有怎样的新鲜感？到清代为什么会觉得不新鲜？

赵翼所谓“不新鲜”，显然不指古近体诗歌格律与语言。宋、明以来，文人士子出于科举考试、官场应酬、文坛交际等等需要，这套格律与语言都已滥熟，可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不辨新鲜与否。其次，他也不会指吟咏主题的开拓创新。清初虽然已有资本主义萌生，但大清帝国仍是封建统治，儒家思想仍居主导地位，文人士子生活基本上仍束缚于出、处二途，仍与诗圣杜甫“奉儒守官”、诗仙李白“天上谪仙”两相适应，其歌咏主题依然在传统范围之内，诸如游子、思妇、游宦、旷怨，田园、山水、隐逸、游仙，咏怀、咏史、感遇、即事，从军、边塞、岁时、悯农，以及拟古、杂诗等等。清初吟咏赋诗，大抵不出这一套，难得新鲜。说穿了，诗是“正声”、“雅体”，论新求俗，则是词、曲、小令了。赵翼不会要求在格律、语言及吟咏主题上的“新鲜”的。

诗歌创作的新鲜感，其实与饮食品味的新鲜与否一样，并不要求烹调手艺及拼装技巧的翻新，而在于品尝其原料的生新鲜活，毫不陈腐，所以是指以诗歌形式创造出当代生活特征的艺术形象，而不是反映过去时代的。众所周知，封建社会制度尚未发生根本变革之前，它的社会生活变化是十分缓慢的，迹象细微，不易觉察。但是，封建制度也有自己的产生、发展、繁荣、衰落及解体过程，有一定的阶段。在各个阶段递进之际，相对地说，它的社会生活变化大些快些，迹象比较明显。所谓“各领风骚数百年”，是与封建制度发展阶段有关的。李白、杜甫的时代正是古代封建制度的鼎盛之际，也是大唐帝国的盛世顶峰。李白可谓走向顶峰的代表诗人，杜甫则处于从顶巅开始下坡，因而他们的作品反映社会生活变化是敏锐的，现实生活特征是明显的。而赵翼的时代，封建制度正处于衰落走向解体之际。虽然大清帝国处于盛世，赵翼并未意识到封建制度的根本衰落，但是对李、杜诗篇所反映的盛唐社会生活特征的艺术形象，却已见惯，不再觉得新鲜了。试举一例。

李白《蜀道难》脍炙人口，至今传诵不衰，说诗家对它的思想内容可以作种种政治寓意的比附，对它的艺术成就进行各自成说的独到鉴赏。然而在它初出的当时，李白的同时读者及论者是否觉得它新鲜？怎样的新鲜呢？据载，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初年到京城长安，曾拿着《蜀道难》去见著名诗人贺知章，获得赞赏，称他为“天上谪仙人”。同时人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选入《蜀道难》，评曰：

“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可以想见，当时京城文坛也曾为此轰动，觉得十分独特新鲜。显然，论者并不以为它的乐府体裁新鲜，也不觉得它吟咏游子入蜀道路艰险的主题有什么新鲜，而是由于它的诗人形象与风格情调是前所未见或罕见的。所谓“谪仙”，是天上神仙贬谪到人间，在尘世是民，却又不同于凡夫俗子；所谓“体调”，是风格情调，作品中诗人形象的体现，而“骚人”即谓《离骚》作者屈原，在《离骚》里是位上天下地、谒天帝、求美女而忠贞无悔的贬臣形象，也是从贵族大臣流放为民的超凡脱俗的人。“谪仙”与“骚人”之间的共同特点是，介乎天人之际、仙俗之间，超凡脱俗，洞察人情，而无所拘束，自由自在。这就是《蜀道难》在盛唐时代引起轰动、觉得新鲜的原因。

《蜀道难》其实是游子诗，不过是以蜀道过来的游子，奉劝入蜀谋求安乐的游子不要抱幻想，不必冒险入蜀，以免进去出不来，回不了家乡。它确乎不同于以往的游子诗，并非埋怨山高翻不过去，也不悲伤水阔没有渡船，而是说蜀道可通，然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告诫后来游子务须面对这些客观艰难。在诗人看来，蜀地闭塞，自古而然；蜀道高险，辟自天堑；深山老林，情景可怖；关隘难通，禽兽凶猛；这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大自然造化，可谓“万物兴歇皆自然”（《日出入行》），难以改变，无可避免。凡出入蜀中，都须通过蜀道，顺受这份天意，接受这一考验。其思想特点实为道家人生观，万物归于自然，超脱尘世俗缘，则蜀道高险别有奇趣，游子拘束亦自摆脱。从而使这首诗歌的艺术表现仿佛浪漫、夸张而壮美，其实它描写蜀道高险是客观而真实的，不过写其极端而已；它劝诫入蜀游子是诚恳而切实的，都从世俗人情着想。所以诗中游子不是以往的游子，不是游宦，不是游仙，也不是隐者逸士，而是洞察世情的“谪仙”，体贴人民的“骚人”，超脱自在，无所牵累，讽世劝俗，恳切坦然。这样的游子形象具有盛世气象，更有盛唐特点，显示着封建统治下的宽松，表露着中下层士人的向往。前此未见，所以“新鲜”；此后少有，所以“万口传”。

随着历史前进，封建制度从盛入衰，文人士子对游子生涯及谋取功名，都有日益深刻的体验与认识；而文明进化，交通发达，对入蜀及赴边的旅途困难，也不再像先唐时代那样愈益望而生畏。到了清代，像《蜀道难》这般开导游子成了老生常谈，而蜀道高险艰难早已不复当年，因而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不论是以过来人的坦诚开导，或是被劝诫的世俗畏难，都是过去的历史，不再觉得新鲜了。事实上，直到今日，《蜀道难》仍是古典诗歌艺术的瑰宝，放射着迷人的光华，但不是因为它体现着“谪仙”的形象，也不由于它具有超人的风格情调，而是由于它对人民的挚诚的情怀，对祖国山水的幻丽的歌唱。如果以它的主题来说，到了清代，则表现为另一种艺术形象。亦举一例。

与赵翼同时的著名诗人袁枚的名篇《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云：

奇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穷边才逞怪。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我来六月游栖霞，天风拂面吹霜花。一轮白日忽不见，高空都被芙蓉遮。山腰有洞五里许，秉火直入冲乌鸦。怪石成形千百种，见人欲动争谽谺。万古不知风雨色，一群仙鼠依为家。出穴登高望众山，茫茫云海坠眼前。疑是盘古死后不肯化，头目手足节骨相钩连。又疑女娲氏，一日七十有二变，青红隐现随云烟。蚩尤喷妖雾，尸罗袒右肩。猛士植竿发，鬼母戏青莲。我知混沌以前乾坤毁，水砂激荡风轮颠。山川人物熔在一炉内，精灵腾踔有万千，彼此游戏相爱怜。忽然罡风一吹化为石，清气既散浊气坚。至今欲活不得，欲去不能，只得奇形诡状蹲人间。不然造物纵有千手眼，亦难一一施雕镌。而况唐突真宰岂无罪，何以耿耿群飞欲刺天。金台公子酌我酒，听我狂言呼否否。更指奇峰印证之，出入白云乱招手。几阵南风吹落日，骑马同归醉兀兀。我本天涯万里人，愁心忽挂西梢月。

这是一首旅游诗，诗人以为是游子诗，所以末二句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古诗十九首》其一“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表示自己是作客他乡的游子；二是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表示自己惜别主人的心情。不难见到，袁枚此诗是有意继承李白的浪漫想象的诗歌艺术，也不无创新的追求和意图。《蜀道难》的浪漫想象是形容蜀道高险，其特点不是夸张想象，而是描写极端。开辟蜀道的神话传说是远古历史；“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是形容道路极其高而危险；黄鹤飞不过去，猿猴攀不上去，然而人可以登上山顶，摸着星星，是形容翻山极其艰难；至于鸟叫月照，绝壁枯树，瀑布轰响，渲染山途经历的极其可怖；以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则是古来周知的关隘险阻，也是举其极端，言其极端。总之，诗中所写都是实有艰难的情景，也是入蜀游子无可避免的艰难险阻。而袁枚此诗的浪漫想象，其特点不是描写桂林众山的实有景观，而是夸张地描写诗人主观的想象。

桂林栖霞寺栖霞洞即今广西桂林郊外名胜七星岩。从传统的中原观点看，桂林与成都一样属于边远地区。然而昔日旅途险阻，袁诗中毫不涉及；古来作客为难，此时已为上宾；同属登山，高险变为奇观；总之，《蜀道难》是过来人，此诗却是欣赏山水的“游子”，因而诗人不是劝诫世俗的“谪仙”，而是高谈阔论的上宾。全诗首尾点出旅游桂林，感激东道；中间记叙从栖霞洞到栖霞山上观赏洞中及众山景观，都是才学涣发的主观想象。诗人不是复归自然的道家信徒，而是博学多才的大自然鉴赏家、人世间议论者。栖霞洞中所见，在构思上是出洞后观赏众山的铺垫，也是想象洞中景观仿佛创世前的混沌初辟状态。其主要描写是在出洞登高，观望众山。即“疑是盘古死后不肯化”至“何以耿耿群飞欲刺天”二十三句，以淹博的学识，用比兴的手法，写众山的姿态，驰骋主观的想象，大发人间的议论，读来气势充沛，形象突出，仿佛脱口而出，一气呵成。诗中不再一味散发道家气息，而是神话传说、佛道故事以及古代斗士的“山川人物”，从盘古氏、女娲氏、炎帝蚩尤、清凉佛尊、格斗勇士、鬼母青莲以及破妖除魔的道家罡风等等，似乎见到创世以来种种人物与精灵，仿佛感到他们束缚于天的僵化而不平的气势，实质是在抒发自己的名士情怀，显露才学，高谈阔论。

李、袁相距千年，时代不同了。封建制度极盛阶段的蓬勃与宽松，导致李白这样仿佛不属人间的天才诗人、自在游子的出现，恰如昙花一现，因而也被叹为谪仙。袁枚则是盛清的大才子、大诗人，备受敬重，供为上宾，实为养尊处优、并不自在。袁诗虽然才气横溢，却是未免客气；尽管谈天说怪，毕竟为臣为宾。正因他不掩饰自己的束缚，也不强压自己的不平，所以他大发这番“狂言”，仿佛要一吐“欲活不得，欲去不能”的满腔不平，似乎自己便是这“耿耿群飞欲刺天”中的一个，然而被束缚、被僵化了。“谪仙”好像变成僵化的“山川人物”及“精灵”，是诗中艺术形象的不同，是历史时代的现实生活变化的反映，是时代的使然。从风格情调看，《蜀道难》的李白天真而诚恳，逗人喜爱，使人感动，有浪漫风格，有幻丽魅力；此诗的袁枚则淹通而不平，令人钦佩，让人同情，有学识才华，有激情气势，却不浪漫，也不幻丽。不同时代的诗人，写出不同风格的诗篇，自然而然。在它们各自初出之时，都是自己时代社会生活的特征反映，真实而新鲜独特。倘使让后世诗人再来追步前人，要袁枚吟咏蜀道艰难，讽世醒时，则不仅落套，也显得幼稚了，并非新鲜与否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