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张衡传》赏析
文言文《张衡传》赏析
张衡(78~139),中国东汉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字平子。河南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出身望族,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在洛阳任郎中,元初元年(114)迁升尚书侍郎。元初二年起,曾两度担任太史令,前后共14
在天文学,中国古代宇宙论中的浑天说的代表人物。汉代关于宇宙结构的理论有三家学说: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张衡认为天如蛋壳,地如蛋黄,天大地小,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并认为蛋壳之外的宇宙是无限的,在天地未分之前,混混沌沌,既分之后轻者上升为天,重者凝结为地。天为阳气,地为阴气,二气互相作用创造万物。由地溢出之气化为星。这些关于宇宙起源的认识具有朴素的变化发展的辩证思想。正确指出“月光生于日之所照”(月球本身不发光,月光是日光的反射,正确解释月食成因是月球进入地影而造成的)。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推动的大型观察星象的天文仪器“浑天仪”:采用齿轮系统把浑象(天球仪)和计时漏壶结合起来,制成漏水转浑天仪,用来演示星空变化,说明浑天说。著有《灵宪》、《灵宪图》、《浑天仪图注》等。画出了完备的星象图。
《张衡传》以张衡“善属文”“善机巧”“善理政”为纲组织全文,显示了张衡作为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的才干与成就。范晔继承了司马迁、班固等人关于史传文写作的传统,并因人取事,因事敷文,形成了自己记写人物传记的特色。张衡一生行事众多,成就卓著,品格高尚,如何取其精又不失于偏,虑及全又不流于繁,写其形又得其神,确要费一番匠心。
叙学习,显示其成就的基础。张衡的朋友崔瑗曾称赞他说:“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炳焕,与神合契。”张衡多才多艺,德高品洁,是和他的学习、实践分不开的。范晔写他的学习,说他“少善属文”,自幼聪颖明慧,而更突出了他的“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张衡系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而游学到“三辅”之地,并进入京城洛阳太学参观、学习。当时学界盛行的是“章句之学”,完全是一套陈腐的死学问,张衡涉足社会,不惜远游,目标远大,直入太学,这就使他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地步。把五经、六艺都融会贯通了,他不是食而不化,也非固步自封,不仅读书本而且看实际,不只钻典籍而且研技艺,不单捧册页而且知世情。张衡贯古通今,知书识世,明道谙理,可是“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谦虚谨慎,既是取得重大成就的条件,也是为人处世的美德。作者仅用了三十四个字,就概及张衡学习的各个方面:内容、方法、精神、成就。这真可谓用墨精当得能收海于勺,缩龙成寸。作者先叙张衡的学习,为下文叙述他的善为人、善作文、善机巧、善理政奠定了基础。
叙品行,显示其高尚的节操。张衡对为官作宦,“从容淡静”;对酷吏,嫉恶如仇;对科学技术,不遗余力。有的人把学问作为沽名之具,钓利之饵,登官之梯,而张衡参透人生,洁身自守,他辞谢了多次的举荐与征召。作者连用“连辟”“累召”“不行”“不就”“不应”等词语,强调了他的不慕利禄,无意仕途。后来的出仕,也只是“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一些从事科技、史学方面的业务性职务。“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他不想握权柄以抬高地位,居高位以谋私利。
张衡没有官欲,但并非没有官才。他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政治头脑,高明的政治手腕。他看到“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不惜花了十年工夫,模拟班固的《两都赋》,而写了《二京赋》。在《西京赋》和《东京赋》中,极力铺写了二京的所有宫室、动植物、游侠辩论之士、角牴大傩之戏,讽谏当朝的穷奢极侈。这是婉转的讽喻。有时他也挺身而出“上疏陈事”,“讽议左右”,向皇上直言进谏,弹劾奸佞。一旦由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也就大力剪锄奸徒丑类。他出为河间王刘政的相时,看到刘政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他一到任就能“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收到“上下肃然,称为政理”的效果,可见张衡不仅具有如何做官的认识、理论,而且有着实际施行的本领。
张衡上究天文,下穷地理,精于历算,擅于机械,自然也洞察当时社会世情。官场之中,有日天地黑,无风海生浪,所以他先是不做官,想洁身避祸,后来不得不入官场,顺帝“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避其锋芒,巧为应对。即令这样,那帮阉竖还“共谗之”,使他更明白在那种政治漩涡中,如履春冰,如捋虎尾,确实是“吉凶倚伏,幽微难明”,而要“常思图身之事”。当他狠狠打击了河间王的恶势力后,也就急流勇退,做出了极明智的决策:“上书乞骸骨”,请求退休还乡了。从他的《四愁诗》《思玄赋》《归田赋》中,都看出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吏、有为的学者,在当时内心的.苦闷,无力除恶,无法避祸,只有独善其身了。
叙术业,显示其卓著的成就。张衡在天文、数学、地理、气象、机械制造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在文学、诗赋、绘画方面成绩斐然。郭沫若曾评价说:“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万祀千令,令人敬仰”。范晔为之作传时,既要顾及全面,又要突出重点。文中以“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概及了他多方面的贡献,而重点写候风地动仪。候风地动仪是张衡首创,在科技史上居重要地位。传记从地动仪的质地、尺寸、规模、形体、文饰以至整个结构的“巧制”、测定时的效验,做了井然有序的详明介绍。“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着一“神”字,极写仪器功效。“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表明此乃史无前例的独创。更用京师学者最初“咸怪其无征”,后来“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的典型细节,充分证明了张衡“妙尽璇机之正”的“妙”,“善机巧”的“善”。
这篇传记仅以七百余字就概及张衡六十二年中善属文、善机巧、善理政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全文以时间为序,叙其一生;以“善”为纲,统率题材;以“妙”为目,传其精神,因而所写方面多而不杂,事迹富而不乱,文虽简而概括全。范晔之所以能“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文心雕龙·附会》),就在于抓住了总纲领,并内蕴着相互关系。张衡正由于潜心于学才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境界,才使他具有了“善机巧”的知识与才干,也使他具有了“不慕当世”的胸襟。不去追名逐利,求官谋宦,才能居郎中的微职“积年不徙”,得“约己博学,无坚不钻”,有了创造发明。他的做官,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以利于科学研究。当不得不被推上政治舞台时,还始终保持着明智的头脑。作者将张衡于自然科学、文学、政治活动方面的表现统一了起来,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伟大的人。
本文除揭示了张衡多方面事迹的内在的联系外,善于剪裁也是使本文成功的重要因素。如写“善属文”,就以写《二京赋》为主,略涉《思玄赋》,其他甚至不提及;写“善机巧”,以详写候风地动仪为主,其他科技成果则为辅;写“善理政”,以整治法度、收擒奸党为主,请求辞职、上调擢升则为次。在文学、科学、政事三方面,都体现了他“从容淡静”的个性,又突出了“善机巧”的特点,使张衡这么个伟大的形象辉耀于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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