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性研究：沟通古代文学与当代精神文化

　　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不断强化人们与传统的隔膜时，在传统的文学表达方式日渐边缘化时，古代文学的发现性研究，可能是一个极为必要的应对策略和极为现实的课题。所谓发现性研究，与其说是新的研究方法，不如说只是需要强化的研究意识或导向，即通过专业性的学术研究，揭示古代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可能发挥、实际上也在发挥的作用。古代文学既是古代社会状态、古人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写照，又以各种方式参与当代精神文化的建设，并成为后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着眼于古代文学与当代精神文化的沟通及其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意义，应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和核心。

　　所谓发现性研究，有如下几个值得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和强化的重点。

　　发掘被忽略的作品

　　发现性研究应致力于发现前人未曾特别关注的作品的价值，提高其在文学史上的透明度，增加文学史的覆盖面，并相应调整文学史的坐标体系。

　　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使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得到有效清理，但无论作为学术著作还是作为学科意识的文学史，都存在某种局限性。最突出的是对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削足适履，大量文学作品在某种发展脉络中找不到位置，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实际上，至少在宋以后的文学作品中，还有大量埋金藏银有待发掘。例如清代许奉恩《兰苕馆外史》中的《蒋柿姑》，就是一篇绝好的掘藏题材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蒋柿姑这一敢作敢为又工于心计的女性形象，其中人物性格与心理的描写复杂而微妙，作者或叙述者的态度灵活而不单一，语言也生动有趣。类似这样的遗珠，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宝库中，必定举不胜举。这也正是发现性研究得以展开的前提与动力所在。

　　这需要我们调整观念与标准。文学研究理所当然地应重点关注与主流价值观及社会规律相联系的作品。然而，过分强调整体的社会价值，有可能导致对个人化生活体验的忽视甚至鄙弃，从而无法全面地体察古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古人的写作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发现他们对个人化生活体验的揭示，有可能为古代文学与当代人的精神沟通找到新的契合点。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个人生活书写，既是古人原生态生活的真实反映，也包含着人类永恒的情感因素。若能大面积地发掘古人对这些情感的表现，将有助于消除人们对古代文学的陌生感，激活古代文学的艺术感染力。

　　对经典的“再发现”

　　即使是已有充分研究的作品，我们也同样可以尝试通过发现性研究，对文本作出推陈出新的“再发现”阐释。这一点在今天或许还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相对来说，古代文学名著的传播有一定广泛性，但随着新媒介的流行，经典的接受越来越肤浅化、符号化、实用化。例如，虽然《西游记》中的人物时常会被提及，但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顾及小说原着的描写。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凭借一个简单的印象，将这些形象作为某种符号使用。《红楼梦》也经常成为社会的热点，但人们对那些人物忧伤的感情经历却无暇也无意去理解。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时过境迁所造成的历史隔膜，但我们的研究不到位可能也不能免责逃咎。必须承认，对一些文学经典的诠释，可能在陈陈相因中失去原有的思想活力，甚至成为进一步探幽索隐的屏蔽。在这种情况下，对经典的“再发现”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重大问题上，重理思路、再作探究或许知易行难，而通过文本细读在细节上“再发现”，可能性更大些。文本细读的再发现之功，将有助于矫正肤浅化、符号化、实用化之弊。

　　探寻古代文学中的人生智慧

　　发现性研究还应特别着眼于探索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生超越时空的思考。人类的思考并非一蹴而就，生活智慧乃日积月累而成。古代文学正是这种思考与智慧的载体之一，理应成为我们继承的对象，而继承源于发现。例如，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流传稀少，多记士人言行，又间及社会现实。其中有一篇记述极为精彩：

　　旧间巷有人以卖饼为生，以吹笛为乐，仅得一饱资，即归卧其家，取笛而吹，其嘹然之声动邻保，如此有年矣。其邻有富人，察其人甚熟，可委以财也。一日，谓其人曰：“汝卖饼苦，何不易他业？”其人曰：“我卖饼甚乐，易他业何为？”富人曰：“卖饼善矣，然囊不余一钱，不幸有疾患难，汝将何赖？”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钱一千缗，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则有温饱之乐，一旦有患难，又有余资，与汝卖饼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坚谕之，乃许诺。及钱既入手，遂不闻笛声矣。无何，但闻筹算之声尔。其人亦大悔，急取其钱，送富人退之，于是再卖饼。明日笛声如旧。

　　金钱与精神矛盾，是人类永久的困惑。一些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总以牺牲精神愉悦为代价。这篇小说寓意甚明，与17世纪法国寓言文学家拉封丹所作童话《鞋匠与财主》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今仍有重大的启发价值。

　　总结古代文学的艺术思维

　　古代文学在文体、语体乃至具体的表现形式上，都与当代文学有很大不同，但文学精神、审美趣味可以相通，甚至当今最新锐前卫的艺术思维，也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其源头。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历久弥新的艺术思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参与当代文学进程的应尽义务。

　　乐钧笔记小说《耳食录》中有一篇《邓无影》，描写一个叫邓乙的人夜里顾影叹息曰：“我与尔周旋日久，宁不能少怡我乎？”其影忽从壁上下，并随其所欲，幻化出 “少年良友”、“贵人”、“官长”、“妙人”与之接谈交往。作品中所写非鬼非怪，而是“影子”。一个人与自我幻化出的不同形象打交道，体现了较深的心理内涵，也反映出作者不同流俗的艺术思维水平。

　　今人往往以颠覆性思维，否定权威、解构经典、嘲弄传统，其中不乏狂飚突进的时代先锋，也不免有随意涂鸦的游戏。而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同样经常看到先人不拘一格、思想解放的作品。例如，被认为是徐渭所作的杂剧《歌代啸》，将四句俗语发挥为剧情，尽显生活的荒诞本质；又如，《西游补》颇具超前意识，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话说就是，“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徘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也”。这些作品飞扬跳跃的艺术想象和亦庄亦谐、戏而不谑的艺术精神，值得总结和借鉴。它们的产生绝非孤立的现象，若系统梳理，可以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能量。

　　发现性研究是一项既富有吸引力，也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与研究者的素质、眼光有很大关系，那些不能挖到宝藏或虽挖到了却未必能认识其价值的人，缺少的就是一种发现的眼光。

　　（作者：刘勇强  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