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将明朝形象理想化

　　柳梦寅诗文中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幅员辽阔、景色壮丽、充满机遇的大国。他着力描绘中国天地的辽阔，如“中州天地阔，山远野无边”（《鞍山途中二首》），通过描绘辽阔苍茫的旷野、连绵不尽的群山，展现出一幅开阔、壮观的图景，凸显了中国是大国的特点。

　　“中州天地阔”不仅指中国自然空间广阔，还意味着社会生存空间大。例如，在海州卫遇到壬辰战争结束后随回国的明朝军队移居辽东的朝鲜人后，柳梦寅劝慰他们，“江山中夏豁，田土上游腴。寡识难离褐，贻谟望握枢”（《海州卫，见国人孙三、孙金、太仁孝、成龙来访》），意即明朝土地辽阔富饶，足以丰衣足食，尽管第一代移民学识浅薄，无法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可从长计议，设法让子孙后代出人头地。柳梦寅提出这种建议，是因为他了解到“中国贤无方，何嫌卖浆者”（《酒家小童，能诵中庸。书以奖之》），明朝未对科举考试应试者的出身进行严格限制，出身卑贱者也可凭借学识科举及第，一举跻身于士大夫之列。在他看来，中国充满无限机遇和可能，真才实学者可以大展身手。

　　在柳梦寅笔下，中国还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人杰地灵、“民物总醇明”，“街谈霏屑皆文字，孩语翻澜自浊清”（《独乐寺施诗六首》）。明朝的书籍出版流通也十分兴盛，“芸轴牙签栋宇充，珠琲成列眩双瞳”（《中州杂咏十八首书肆》）。书肆的兴隆意味着学术、文化的繁荣， “礼乐炳日星，儒术何昭融”（《东岳庙》）。而儒学思想和礼乐文化的熏陶造就了淳朴的民风，“宾至如归争借榻，村居比屋少穿窬”（《中州杂咏十八首街铺》），普通百姓身上也体现出作为文明之国国民的优良素养。

　　在他看来，中国还是一个富庶的国家。乡村呈现出一派和乐景象，“烟树参差接帝京，四郊鸡犬诧升平。尧民满地三农足，禹迹无边九甸成”（《三河途中》），国家赋税不重，农民过着安乐富足的生活。境内陆路、水路交通发达，商品经济繁荣，“中原民舍挟通衢，赆货丝棼所委输”（《中州杂咏十八首街铺》），“百廛陈货夸摫釽，万落盈郊眩绮罗”（《广宁八首》）。国家制度完善，官员不必贪腐，也能过上阔绰惬意的日子，“薄禄自能存九族，久廉犹能积千籝”（《独乐寺施诗六首》）。其诗歌中的种种景象表明，明王朝的士农工商各阶层都安居乐业。

　　柳梦寅的诗歌还描写了中国的军备情况，认为明朝的城池固若金汤、坚如磐石，“虎踞医巫镇塞垠，雄城千雉矗长云”（《广宁八首》）；军队纪律严明，军容整肃，“杏堡军容肃，松山塞戍牢”（《杏山松山途中》）；军人作战勇猛，所向披靡，“金鳞耀日弥长野，汗血嘶云轶迅风。尘洗胡沙封燕颔，红漫白草斫驼峰”（《中州杂咏十八首兵马》）。因此，他断定，明朝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有能力扫除任何外敌、内患的威胁。

　　17世纪初的明王朝在柳梦寅笔下被描述成一个近乎完美的世界。在《独乐寺施诗六首》中，柳梦寅描绘出他对明朝的总体印象：“天皇大界人皇世，万里长河千里垧。寿域腾歌浑击壤，边氓垂白不观兵。乾坤尽囿垂衣化，帝力何为但凿耕”，将当时的明王朝比作儒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尧舜时期的太平盛世。

　　实际上，柳梦寅笔下的中国形象带有不少虚构成分。根据史料来看，当时的明王朝危机四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的赋税徭役不断增加，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很多官员通过不法手段聚敛财富，农民生计十分艰难，一些人被迫揭竿而起。仅当时的明神宗统治期间，全国各地就爆发了十多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边疆地区也不断爆发叛乱和战争。1592—1600年间，明王朝先后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半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即所谓“万历三大征”，国力迅速衰落。就在同一时期，辽东地区的努尔哈赤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势力日渐强大，对明王朝虎视眈眈。在柳梦寅出访35年后的1644年，明王朝灭亡。由此可以推测，1609年的明王朝绝非柳梦寅笔下那般祥和、安乐，其军事力量也绝非那般坚不可摧。《朝天录》中的明王朝是一个被理想化的国家，带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

　　乌托邦的明朝形象主要源自朝鲜传统慕华思想

　　柳梦寅诗文中的描写部分反映了明王朝自身的客观现实，如与朝鲜王朝相比，疆域更为辽阔，科举制度相对公平，以儒学和汉文学为核心的文明水平更高，交通体系和商品经济更为发达，等等。但是，在他关于民生、吏治、军备等方面的描述中，明王朝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被美化，这一方面是朝鲜民族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另一方面也与作者自身的经历有关。

　　自汉唐时，朝鲜半岛就开始与中国进行交流，新罗王朝积极吸收中国的文物制度，大批新罗留学生也将汉文学、儒家思想等中国文化带回本国，自那时起，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就成为朝鲜半岛仿效的对象。到了高丽时期，宋朝发达的文化艺术得到尊崇，程朱理学被引入朝鲜半岛。1115年，高丽谢恩兼进奉使在对宋王朝所上的奏表中表示：“顾惟弊邑，夙慕华风，在乎开宝之时。及至神宗之世，每驰使价，参遣生徒，俾以观周，期於变鲁”，所以高丽派遣五名学生赴宋朝国子监读书，期待着通过他们 “化民成俗，由乎大学之风，用夏变夷，籍彼先王之教”（《高丽史》第14卷）。这表明从新罗至高丽王朝都认同儒家传统的华夷思想，视中国为华夏，自身为夷狄，致力于引进中国文化，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

　　朝鲜王朝建立后，更是将事大慕华奉为国策。典型的事例是朝鲜创制韩字后，集贤殿副提学崔万理等一批大臣上疏反对，其理由便是：“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人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朝鲜王朝实录》世宗第103卷）这表明15世纪中期朝鲜的慕华思想高涨，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极强。

　　16世纪末，日本侵入朝鲜，壬辰战争爆发，朝鲜大部分国土沦陷，明朝派大军支援，帮助朝鲜收复失地，击退日军。朝鲜君臣对此感激不尽。1599年，朝鲜国王宣祖亲自写下“再造藩邦”四个大字，命人摹写后以阳字刻板，悬挂在明军援军统帅邢玠的生祠门楣上，此后历代朝鲜国王每年都派官员前往祭祀。柳梦寅的《朝天录》就创作于壬辰战争结束十年后，对明王朝的感激，兼之传统的慕华思想，使朝鲜民族对明王朝怀有极大的好感。

　　在塑造明王朝理想国形象的同时，柳梦寅多次吟咏出“我愿一死生中夏”等诗句，表现出对中国的向往，这可能也与他的经历有关。柳梦寅正直而富有个性，在日趋激烈的党派争斗中，他“平生尚友古人，耻与恒人为朋比。东西南北，无一私党”，结果招致各派的排斥和孤立，一生屡遭挫折。就在第三次出访明朝前，他受到权臣李尔瞻一派的弹劾，被迫离职寓居乡野，对朝鲜现实深感失望。另据其《年谱》和《谥状》所述，柳梦寅中年时经历了壬辰战争，亲眼目睹了朝鲜国力的虚弱、百姓的不幸，这使他更加渴望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强大、富裕的国家。另外，在文学方面，柳梦寅主张“言出性情”，擅长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丰富、浓烈的感情，这意味着他敢于并乐于通过诗歌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想法。

　　（作者：韩梅   单位：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