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僖伯谏观鱼

    臧僖伯谏观鱼

    ——《古文观止·左传》 隐公五年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⑴

    臧（zāng）僖（xī）伯⑵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⑶，其材⑷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⑸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⑹。故讲事以度⑺（duó）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qì）⑻行，所以败也。故春蒐⑼（sōu）、夏苗、秋狝（xiǎn）、冬狩shòu），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⑽，入而振旅⑾。归而饮至⑿，以数（shǔ）军实⑿。昭文章⒀，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⒀于俎（zǔ），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⒁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地⒂焉。”遂往，陈鱼而观之。 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于棠。”⒃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译文

    隐公五年春季，鲁隐公打算到棠邑去观赏捕鱼。

    臧僖伯进谏说：“凡是一种东西，不能够用来演习大事，它的材料不能够用来做器用，那么，国君就不要去理会它。国君的职责，就是使人民的行为符合法度与礼制的规定。所以，用讲习大事的行动来检验法度的差等，就称为法度；用材料来表明器物的文采，就称为礼制。既不合乎法度，又不合乎礼制，这就称为乱政。乱政屡次出现，就是导致衰败的原因。因此，春猎称蒐，夏猎称苗，秋猎称狝，冬猎称狩，都是为了在农闲的时间用这些方式来讲习大事的。每隔三年，还要出兵演习，（并借此来检验成果）演习完毕，再整治队伍回来，到庙堂里饮酒庆贺，祭祀祖宗，清点军用器物。彰显器物车服旌旗的文采，分清贵贱的区别，辨别等第伦次，安排少年和老人的顺序，这都是为了熟悉这种表示威仪的礼制的。如果鸟兽之肉不是用于祭祀，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是用于军用器物，国君就不用亲自去猎取，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至于山林河湖的物产，把它们取来做日用品。但那是贱役的小事，有关官吏的职责，不是国君要亲自过问的。”

    鲁隐公说：“我要去巡视边境。”于是前往棠邑，在那里陈设捕鱼的器具，加以观赏。

    臧僖伯托病，没有随从前往。

    史官记载说：“鲁隐公在棠邑陈设捕鱼器具。”意思是说，鲁隐公这一行动不合礼法，并且讥讽他跑到远离国都的棠邑去。

    注释

    1.春：指鲁隐公五年（前718）春季。公：指鲁隐公，前722年至前712年在位。如：往。棠：也写作唐，邑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北。鱼：通“渔”，动词，捕鱼。

    2.臧僖伯：鲁孝公之子、鲁惠公之兄、鲁隐公之伯父，名彄（又作“驱”“弓区”）（kōu），字子臧，封于臧（今郯城县），伯为排行，僖是谥号。 丗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达（臧哀伯或臧孙达），达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臧文仲），辰是臧僖伯曾孙。

    3.物：物品，这里指下文所说的鸟兽一类的东西。讲：讲习。大事：指祭祀和军事活动。

    4.材：材料，原料

    5.举：指行动。

    6.纳民：使人民…… 轨物：法度礼制。

    7.度（duó）：动词，衡量。

    8.亟（qì）：屡次。

    9.蒐（sōu）：同搜，“蒐”和下文的“苗”、“狝”（xiǎn）、“狩”，分别为春夏秋冬四季狩猎的称谓。搜，搜索，猎取没有怀胎的禽兽；苗，猎取残害庄稼的禽兽；狝，秋猎，可杀伤禽兽；狩，围猎，不加区分，都可猎取。

    10.治兵：外出整治训练军队。

    11.振旅：整顿部队。

    12.饮至：诸侯朝拜、会盟、征伐完毕，在宗庙饮酒庆贺的一种仪式。

    12.昭：表明。文章：服饰、旌旗等的颜色花纹。

    13.登：装入，陈列。俎：祭祀用的礼器。

    14.皂隶；古代对贱役的称呼，这里泛指地位低下的人。

    15.略地：巡视边境。

    16.矢：通“施”，实施，陈设。全句为《春秋·隐公元年》首句。

    评析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