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卫辉府为何清朝比明朝大了一圈?是因为这个镇失去了应有功能
今天,如果咱们在看《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编)的时候,如果把明清时期的直隶、河南两省交界处的地图拿来对比,会发现清朝的直隶大名府比明朝时期的要“瘦”了不少,而河南省卫辉府清朝要比明朝的“大”一圈。这显然是这一带的行政区划到了清朝的时候有了较大的变动。
具体变化如下:
直隶
大名府:清朝比明朝少了内黄、浚县、滑县三个县。
河南省
卫辉府:清朝比明朝多了浚县、滑县、延津、封邱、考城。
彰德府:清朝比明朝多了内黄县,少了磁州。
当然,这些区划调整也不是某一个皇帝在位时期全部完成的,是分别是在雍正年间、乾隆年间进行的。其中以雍正年间调整最为频繁,而雍正三年六月调整力度最大,将直隶大名府的内黄和浚县、滑县分别划入河南省彰德府和卫辉府。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区划调整都是属于国家层面才能决策的大事情,特别是涉及跨府、跨省的调整则更是如此。那么为何在这一年,雍正皇帝会有如此大的决心和力度呢?
是因为清朝的“命脉”——漕运系统的某一点彻底失灵了
“天庚正供、朝廷血脉”、“国之大事,惟兵与漕”。明清时的漕运、漕粮对于京师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自从定都今天北京的元、明、清三朝无时无刻不为如何把漕粮顺利、高效运到京师而煞费苦心。经过元朝对陆运、海运、漕运等运输粮食途径综合探索和“尝试”之后,到了在明朝基本确定了以大运河漕运为主的方式运输。清朝时承担漕粮的8个省大部分都处于京杭大运河流经地或者能通过水道连接上大运河的地域。
但是也有一个省却比较例外,就是河南省。自从元代把开凿于隋朝的大运河在山东省临清向南取直之后,河南省一下子就离大运河远了许多。如果河南省的漕粮非要从大运河运送,就需要沿着黄河到山东省张秋镇,有上千里之遥,再加上黄河水流湍急,显然不太现实。
好在河南省还有隋朝大运河永济渠段依旧可以发挥着作用,在元朝时这一段开始称为卫河,卫河到临清入南运河。所以河南省就成为唯一全省漕粮(山东省西部的东昌府也通过卫河运输漕粮)不走京杭大运河的省。
各府、州零散的漕粮在运输到京师之前,是需要运到指定地点进行交兑的,在这些地方都建有监兑分司,由户部主事、押运等人员组成,对各省缴纳上来的漕粮数量、质量进行查检后才可起运到京师。在明清时期曾经设置过监兑分司的地方有江苏的扬州、淮安,湖南的长沙、湖北的汉口、山东的济宁等地。
对于河南省来说,选择一个漕粮交兑地实在是太难了!卫河河道由于受到宋、金时期黄河频繁改道、决口、泛滥的影响,通行条件不并太好,因此在选择交兑地点时就比较麻烦和尴尬,在明清时期当过河南省漕粮交兑点的地方经常变动。除了河南省内的卫辉府之外,还有处于河南、直隶两省交界处的回隆镇、直隶大名府小滩镇、山东省东昌府馆陶县、山东省临清州。在这其中以设在卫辉府、回隆镇、小滩镇时间比较长。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变动,就是因为不同时期卫河不同的通航条件所决定的。
雍正三年六月的这次涉及河南、直隶两省的行政区划变动就是因为这几个曾当过交兑点之一的回隆镇彻底不能使用了,两省督抚为了自身利益争执的最终结果。
漕粮交兑地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河南、直隶两省起争端的根本原因
为何河南省漕粮交兑地点,也就是监兑分司设在哪也能引起两省督抚大员有争端?无非是“利益”二字罢了。这个利益分为两块:
一是由于漕粮交兑过程本身巨量的人员、物资流动,给监兑分司设置地带来的巨大商机。二是河南省为了避免漕粮长途陆运造成的负担以及消耗,除了黄河以北三府是以本色粮缴纳之外,位于黄河之南其他府、州缴纳的则是银子,需要到交兑地点周围购买粮食以充漕粮。
这样一来就恐怖了,占据一个省三分之二面积还要多的区域到一府、一县甚至一镇之地花钱买粮,这足以引起一省的总督、巡抚的重视以及觊觎。因此,直隶总督李维钧、河南巡抚田文镜都希望把河南漕粮的监兑分司设在了本省内。直隶希望设在大名府元城县小滩镇,河南希望设在卫辉府。
其实对于河南省来说,如果交兑点设在小滩镇,无论是从运输上,还是在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小滩镇在外省,路途遥远是肯定的,但是感情上的说法又怎么理解呢?在历史上,河南漕粮的交兑地在河南、直隶、山东三省内都设置过,在这三个省里河南和山东是有漕粮的省,直隶省却是没有承担漕粮的省。不承担漕粮,却想让承担着漕粮的省到他那去花钱买粮,怎么想都是吃了大亏。
所以田文镜是全力以赴想把河南漕粮交兑地留在省内。但供他选择的地方仅剩一个卫辉府。能够让直隶、河南两省都可以接受的回隆镇,在此时已经失去了能够设为监兑分司所在地的条件。
为什么说回隆镇是能够让两省不起争端的唯一选择呢
这是回隆镇在历史上特定的地位造成的。
回隆镇,今天属于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大镇。但是在明清时期它却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它位于魏县、临漳县、安阳县、内黄县四个县的县界交点上,四条街分属四个县。为何将一个镇以如此独特的方式划分给不同的省、县,虽然现在没有查到任何文献记载,但是可以相信是为了充分考虑、平衡两省几个县的利益而这样特地设置的。
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大运河临清钞关尖冢镇分关的设置中,尖冢镇在行政区域上就是分属临清、馆陶县管理,其中馆陶县管辖着该镇一条街的范围,在进行税收分成时,是按照临清七、馆陶三比例进行划分。有利益均沾,回隆镇分给两省四个县的目的也极有可能基于此。
位于水陆交通要道的回隆镇在明朝和清初极为繁华,不仅监兑分司设在这里,安阳县还在这里设置了水驿、内黄县设了巡检司,魏县和内黄县都建有渡口,“地接南船兼北马,人多角雀与鸣鸿”(清临漳知县李宜芳)是这个镇的真实写照。
虽然把监兑分司设置在回隆镇最符合两省利益,还不会引起后来的“吵架”,但是回隆镇有一个先天不足的条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不足最终成为回隆镇做不了漕粮交兑地点的致命因素:离漳河太近!而且还是漳河向东决口的正对着的位置。
漳河在历史上有“小黄河”之称,与黄河一样善决、善迁、善淤。自从北宋时期黄河向北决口夺了它的入海通道后,在元明清三朝它决口、改道无数次。到了明朝末年,流经这里的卫河航行能力已经开始逐渐减弱,再加上历次漳河的决口、泛滥,卫河河道在漳河的冲击下渐渐东移,到了清康熙年间卫河离开了回隆镇。漕粮交兑点也不可能再设在了这里。
河南漕粮交兑地的选择曾让直隶、河南两省督抚大员“针锋相对”
回隆镇的交兑点功能失去之后,直隶大名府元城县小滩镇、河南省卫辉府就成了河南漕粮交兑地的选择。在康熙三十五年间之后,漕粮一直是在河南卫辉府交兑的,但是由于卫河水量较少且不稳定以及部分河段沙、石阻碍等原因,朝野之中一直把河南漕粮交兑地移到直隶大名府小滩镇的呼声。至于最终设在哪里,在雍正三年六月就要做出决定了。直隶总督李维钧、河南巡抚田文镜两人使出浑身解数,各上奏折陈述设置在卫辉府、小滩镇的理由。
对于设置在直隶大名府小滩镇,直隶总督李维钧是这样的理由:1、历史上设置在小滩镇的时间较长,“自元明以至本朝(指康熙三十五年前)俱在直隶大名府元城县之小滩镇”;2、河道宽阔,水量充沛,“河身宽深,从无淤沙浅涩之阻,其路近易行,粮运无误也”。他的奏折里也充分说明了如果把交兑点设在卫辉的弊端:“淇河喷沙、老鹳嘴石岗石柱险阻,……汤阴县河道,皆系流沙,聚散不定……漕船行至浚县、内黄县,地方募夫挑挖,雇船剥运,官民交困,粮艘难行……费尽人力而粮艘不得速行。”因此,他建议废卫辉漕厂,“复小滩为兑次”。 (《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
而河南巡抚田文镜陈述的则有两点:1、自康熙三十五年间以后一直在卫辉交兑:“窃查豫省漕粮……向受兑于卫辉水次”;2、如果移到小滩的话,需要将漕粮陆运过去,并且在小滩附近购买时容易遭到牙户囤积居奇的盘剥,“若移水次于小滩,毎于交兑之时,运米就船,既苦转输之不易,携银就买又遭牙户居奇”。所以他建议交兑点还是留在卫辉府。至于河道沙石障碍的问题,他也是苦于因分处不同的省份,“两省地方极其交错”,当地官员“隔属呼应不灵,莫不延挨推诿”。所以,“……臣仰肯皇上俯念漕粮攸关,将浚、滑、内黄三县改归彰德、卫辉二府,就近分隶管辖,庶事统一,彼此不致掣肘。”意思是既然浚、滑、内黄三县不听话,就把它们归到河南省内的彰德、卫辉二府吧,这样就会在河南省的统一指挥下,按照漕粮运输的需要及时疏浚河道,不延误漕运大事。
从他们二人的奏折中阐述的事情来看,直隶总督李维均的理由是侧重于现有河流条件的,水量足以支持运输。但是田文镜则比较“霸气”了,河道不通可以疏通,对于管不了的县就把它划给河南,统一管理指挥。最终结果就是:田文镜不愧是对雍正的三大宠臣之一,他的建议得到了雍正的同意,将直隶省大名府的内黄、浚县、滑县三县划给河南省管辖。
漕粮交兑点确定在卫辉府,雍正六年(1728年),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南阳、汝宁两个府,光州、汝州两个州,以及卢氏、永宁、嵩县、灵宝、阌乡等地的漕粮由浚、滑、内黄三县以及仪封、考城负担。乾隆四十九年,还将封丘、考城划到卫辉府,同样是承担黄河以南各府州漕粮。1872年用轮船承运漕粮后,光绪元年(1875年),考城县又划回原来的府归德府,承担其他府州漕粮任务结束。
到清朝末年,卫辉府共领汲县、新乡、获嘉、淇县、辉县、延津、浚县、滑县、封丘县9县。
以上就是因为一个镇糟粮交兑功能的丧失,而导致涉及两省三府、县的行政区划调整的全部过程,如果回隆镇还能发挥它的作用,使各方利益得到平衡,这个区划调整可能就不会实现。
另外,在网上还有田文镜以磁州换内黄、浚、滑三县事。大意是因为朝廷答应了田文镜的奏折把直隶大名府的三个县划给了河南省,意味着直隶省吃了亏,所以在雍正四年的时候就把磁州从河南省彰德府划给了直隶广平府,以挽回直隶的“损失”。其实这种说法只是在民间传说而已,把磁州划给直隶省的真实原因是“永邯磁争水”事件所致,即为了把滏阳河上游覆盖范围整合到一个行政区域内,便于处理纠纷和争端,这和田文镜建议把直隶三县划到河南省的道理一样的,只是时间上赶巧了,仅相差一年。至于划走了县就吃了亏、有了“损失”的说法,在省一级和国家一级这又算得了什么?别说省的总督,就连知府能感觉得到这个“损失”吗?仅仅是民间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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