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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晁错论》阅读答案及原文翻译赏析

作者:laoshi来源:古典文学网-诗词帮发表于:2022-08-29 23:17:01阅读:788
《晁错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评论对象为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这篇文章总结了削藩失败是晃错被杀的原因。作者认为,晁错被杀,首先有七国叛乱给皇帝造成的压力和受到政敌中伤的原因,但又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即晁错自己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才给了政敌攻击他的机会。同时,作者通过对晁错改革失败的叹惋,表达出自己愿意为国效力但有志难展的抑郁心情。

晁错论
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1]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 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注:狃,音同“纽”,习以为常。)

4.对下面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然后有辞于天下             说辞、理由
B. 安所逃其患                 怎么
C.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离间
D. 而遗天子以其至危           遗:赠送
5.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
A. 其为变岂足怪哉           其皆出于此乎
B.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       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
C. 且夫发七国之难者         且焉置土石若属皆且为所虏
D.方其功之未成也           臣之壮也,犹不如人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认为,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事先估计到灾难发生的必然性,再慢慢地画出地形图后,因地制宜,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
B.当七国发生叛乱的时候,晁错既没有挺身而出承担危险,也没有亲自率兵去阻击叛军,反而留守在相对安全的后方,让景帝刘启亲自率兵出征。
C.作者抓住晁错当时对待吴楚骑兵错采取的措施进行份详细,认为晁错被杀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袁盎进谗言,而是“自祸”。
D.本文最后总结的历史经验就是,要想成就非同寻常的功业,就不能只考虑怎样保全自己,否则只会给自己招来灾祸。
7. 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划线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3分)
(2)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4分)
(3)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3分)

答案:

4. D 遗:留给
5. D 之:主谓之间无实意,取消句子独立性的语助词
A 其:代词,他们/表推测语气,大概。B 焉:形容词词尾,……的样子/句末语气助词。C 且:与“夫”连用,句首助词,表示下文是更进一步的议论,“况且“,“再说“/副词,将,将要。
6. A 图是计划,谋划,不是画图的意思。
7.(1)天下的祸患,最不好办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但实际上却有无法预料的隐患。(“治平”1分,“其实”1分,“句意”1分)
(2)山东诸侯联合起兵,借诛杀晁错的名义反叛朝廷,但是皇帝不能明察这一点,就杀了晁错来向诸侯解释。(“以”1分,“不之察”宾语前置1分,“说”1分,句意1分)
(3)只因为他想保全自己,就使得皇上不高兴,奸臣能够乘机进言。(“惟”1分,“固”1分,句意1分)

译文
天下的祸患,最不好办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但实际上却有无法预料的隐患。坐在那里看着事情在变化,却不想办法解决,那么恐怕事情就会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如果一开始就用强硬的手腕去处理,那么天下的人由于习惯太平安逸,就不会相信我们。只有那些仁人君子杰出人物,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的人去承担大难,以求建立伟大的功业。这当然不是在短时期内由那些只图求名的人所能做到的。天下太平,无故挑起大难的开头,我能挑起它,我也要能收拾它,然后才有言辞向天下的人交代。如果事到临头,却想避开它,让别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必然集中在自己身上。
从前晁错竭尽忠心为汉朝出力,谋划削弱山东诸侯的势力。山东诸侯联合起兵,借诛杀晁错的名义反叛朝廷。但是皇帝不能明察,就杀了晁错来向诸侯解释。天下的人都悲叹晁错因为尽忠朝廷而遭杀身之祸,却不知晁错也有自取其祸的原因。
古时候能够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只具有超出一般的才能,还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昔日大禹治水,凿开龙门堤口,疏通大河,让水流进大海。当他的功业尚未完成的时候,也有堤坝溃决和洪水横冲直闯的可怕灾难。只因为他事先估计到这种必然性,事情来了并不惊慌,而是从容不迫地规划解决,所以最后获得了成功。七国诸侯那样强盛,却要一下子削弱它们,他们起来叛乱有什么奇怪的呢?晁错不在这个时候献出自己的全部身心,替天下人做抵挡大难的先锋,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为保全自己着想,想使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而自己却在在后方留守。那么试问,挑动七国叛乱的是谁呢?自己想求得名誉,又怎能逃避祸患呢?因为亲自带兵出征极为危险,留守后方十分安全,你自己是挑起大难的罪魁祸首,却选择十分安全的事情来做,把极为危险的事情留给皇上去担当,这是忠臣义士愤恨不平的原因哪。在这个时候,就算没有袁盎进言,晁错也未必能免除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留在后方防守,却让皇帝亲自出征。按照常理上说,皇帝已经很难于忍受了,又加上很多人不同意他的建议,所以袁盎的话就能在这中间发生作用。假使吴、楚反叛,晁错挺身而出承担危险,日夜操劳,率兵向东去阻击他们,不至于使自己的君王受牵累,那么皇上将依靠他而无所畏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可以离间得了吗?
哎!世上的君子,想要建立不平凡的功业,就不要专门去考虑保全自己的计策。假使晁错自己带兵去讨伐吴、楚,不一定没有成效。只因为他想保全自己,就使得皇上不高兴,奸臣能够乘机进言。晁错用来保全自己的计策,不就是用来自己害自己的么?

赏析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夭F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晃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晃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晃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晃错,但却句句在写晃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丈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晃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晃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晃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晃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晃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晃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晃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晃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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