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因明学研究概况
姚南强
自中世纪以来,因明从印度传入中国汉地和西藏,又东渐朝鲜、日本、蒙古。近代以来,又弘传至欧美诸国,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术。中国是因明的第二故乡,因明在中国分为藏汉二支。藏传因明侧重于知识论,故又称为藏传量论(“量”是指认识和知识)。汉传因明的研究则是以逻辑为中心,只是隋唐初法相宗的衰落,宋、元以后汉传因明几成绝学,研习的重心反而东移到日本。20世纪初,随着佛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汉传因明亦随之复兴,并与藏传因明交融发展,迎来了中国因明研究的第二个春天。仔细分析起来,这百年来,中国因明又经历了个“之”字形的曲折发展过程。1896年,杨仁山居士从日本迎回了窥基的《因明大疏》,并加以刊印,这是中国近代因明开始复兴标志。“五四”以后至3、40年代,汉地的因明研习逐步形成高潮,涌现出欧阳竟无、太虚、吕澂、章太炎、熊十力、陈望道、陈大齐、虞愚等一批大师,各类著述多达几十种。在藏地,因明的研习亦久盛不衰,量论成为各寺院的必修课程。这是近代中国因明研究的全盛时期。相对而言,自50年代至70年代,尽管仍有一些零星的著述,但从总体来看,因明的研究处于低谷阶段。到了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国家把因明列为抢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中国佛教协会等联手共举,做了很多工作,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交流会,组织编写了中国逻辑史的因明专卷,出版了《因明论文集》、《因明新探》、《因明新论》三个专集。这一时期在台湾有圣木(水月法师)主编的《因明杂志》出版(1977—1987年)。该刊主要以对因明经典的注解而著称。按不完全的统计,近50年来,中国学者的各种因明专著多达几十部,论文上百篇,出现了法尊、石村、杨化群等一批著名学者,因明研究走出低谷,并逐步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百年来,中国因明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因明典籍的译介
长期以来,汉地因明的研究只局限于大、小二论(即陈那的《正理门论》和天主的《入正理论》),而陈那最重要的因明著作《集量论》却没有汉译本。对法称因明更几乎是一无所知。这一情况现在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出现了诸多的汉文译介,主要有:
(一)足目《正理经》和翻译
窥基《大疏》曾云:“劫初足目,创标真似”,足目及其《正理经》是因明的直接思想来源。1985年,由沈剑英译,陈家麒校,从日本学者宫坂宥腾的《理论学》一书中转译成中文,收于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一书。
(二)陈那八论的译介
作为三支新因明的创始人,陈那著有因明八论,即《正理门论》、《入正理论》(系陈那弟子天主所著)、《观所缘缘论》、《观所缘缘论释》、《集量论》、《集量论释》、《因明抉择论》、《观三时论》。前三论早有汉译本,《集量论》唐代义净曾有译本,但随即失散,未能流传,其余四著仅有藏译本而无汉译本,这必然造成了汉传因明研究的某些局限。
1928年,吕澂从西藏奈旦、曲尼本译出了《因轮抉择论》及其图解,又编译有《集量论释略抄》,这是近代第一个《集量论》汉译本,但该本“只录本宗,所破各家举目列末”,尚不是全本。故1980年法尊法师又根据德格版与北京版从藏文编译出了《集量论》的全部颂和释,写成《集量论略解》,这是第一个汉译全本。另外,吕澂与释印沧又合作编译了《观所缘论会译》。至此,除了《观三时论》之外,陈那的主要因明著作都已有汉译本,对陈那因明的研究已经具备了完整和可靠的经典依据。
(三)法称因明著作的译介
法称是中古印度与陈那齐名的因明大师,亦是陈那之后,印度因明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法称著有因明七论,即《释量论》、《量抉择论》、《正理滴论》、《因滴论》、《观相属论》、《成他相续论》、《诤正理论》。前三部是广论,系统阐述了因明义理,其中最详尽的是《释量论》,最简明的《正理滴论》。后四部则是“肢论”,是对因明义理某一侧面的引申和阐发。法称七论在国外均有英、日、德文译本,但在汉地却一直是空白。已故的王森先生曾于1940年从苏联《佛教文库》中的梵文原本把《正理滴论》译成汉文,但直至1982年才发表。吕澂先生的专论《佛家逻辑——法称的因明学说》实际上是《正理滴论》的一个内容介绍。1982年,杨化群又从藏文本译成汉文。这样,《正理滴论》就有了两个汉译本和一个内容介绍。依据这两部经典,汉地学者已可能对法称的因明思想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
(四)藏人因明自著的译介
藏传佛教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印度因明古籍,堪称世界第一。但更为重要的是,自11世纪哈巴曲森提出了“摄类”范畴以来,又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藏传量论,在佛家知识论和逻辑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创造,出现了一批藏人的因明新著,丰富和发展了印度因明。
早在20年代初,吕澂就开始了因明经典的藏汉对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961年发表的《西藏所传的因明》一文,可以说是汉地最早系统介绍藏传量论的专文,该文概略地介绍了萨班的《量理藏论》和宗喀巴的《因明七论入门》二著。1959年,法尊先后发表了关于佛护、月称中观宗的四篇论文,实际上是对藏传量论名相问题的专述。1988年,罗炤译出萨班·贡噶坚赞《量理藏论》的前八品。台湾东初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明性法师所译的《量理实藏论》共11章,可以说是该著的第一个汉译全本。1980年,法尊法师编译了根登珠巴(达赖一世)的《释量论释》。1982年后,杨化群又从藏文译出了宗喀巴的《因明七论入门》、工珠·元旦嘉措的《量学》、龙尕活佛的《因明学名义略集》、普觉·强巴的《因明学名家》。这样,藏传量论中最主要的一批藏人自著都已有了汉译本。
对于藏传因明的沿革、现状、义理、著述、研习制度等,也有一批介绍性的文章,如杨化群的《藏传因明学提纲》、《藏传因明发展概况》、《藏传学者的因明著作初探》,法尊的《法称因明学中“心明”差别略说》、《甘肃噶登协主却棵寺学习五部大论的课程》,波未·强巴洛卓的《入因明阶梯》,祁顺来的《浅谈藏传佛教哲学量论》、《试谈量学〈心明论〉中的因明成分》,以及笔者所作的《藏传因明的逻辑论》、《略论藏传量论的逻辑思想》、《浅析宗喀巴〈因明七论入门〉的逻辑思想》、《藏传因明概观》、《藏传因明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译文《藏传佛教的逻辑》(彻尔巴茨基)等。台湾慧炬出版社1993年出版林崇安的《西藏佛教的探讨》中也有对藏传因明论式的分析等内容。1989年,在北京召开了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藏汉两支因明在中华大地上正在相互交融。
此外,除《大疏》之外,汉传因明的许多重要典籍也逐步从日本迎回刊印,如文轨的《庄严疏》,神泰的《理门述记》,慧沼的《义断》、《义纂要》,智周的《前记》、《后记》、《因明疏抄》等。由此,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品种繁多、门类齐全的因明典籍系列,为世界所瞩目。
二、因明经典的注疏
因明历来十分注重经典的注疏,这种注疏不仅是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是一种新的阐发,往往孕育著对因明义理的革新和发展。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又从新的角度对因明经典进行诠释阐发,择要介绍如下:
(一)关于古因明的经典
早在本世纪初,日本学者宇井伯寿的《印度哲学研究》第二卷中有《方便心论 注释的研究》专文。山口益和意大利的杜齐等也在译注。1989年,台湾智者出版社出版的圣禾《古因明要解》中,对《方便心论》、《如实论》等古因明著作的详细注释。
(二)关于《正理门论》
《正理门论》是陈那因明的早期著作,集中于逻辑的论证反驳,该论言简义奥,索解费难,故研究者鲜。现存的唐疏仅有神泰《理门述记》残本。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宇井伯寿、意大利的杜齐等作过译介。中国最早对此研究的是吕澂与释印沧的《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1928年)。在该文序言中云:“证文者,借原本之复按,得章句之刊定,苟欲义解切实,舍是道莫由也。”吕澂等把《理门论》与藏本《集量论》、《入论》进行对勘:“牒引文段,十同六七,理门原本虽不存,旁资比释以为格量,固绰然有余”,从而“庐面渐真,积疑涣解”。在吕澂对勘的基础上,此后丘檗又著有《因明正理门论 疏》6卷,依据证文广为辑引解释,他在例言中自述道:“ 疏辑成,綦难匪易。一疑之析,动经浃旬。一词之出,遍征众籍”,可见是费了不少心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理门论》的注释。1930年,欧阳竟无在刊印《理门论》时又撰写了《因明正理门论叙》,文中阐述了《理门论》在陈那八论中的地位:“是则《正理门论》者,匡改正理之门,岂依经而造论;大开正理之门,虽称论而实经也。”该文又把《理门论》与天主《入论》及法称《正理滴论》作为比较研究,认为法称与陈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欧阳竟无的这一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巫寿康著有博士论文《〈因明正理门论〉的研究》,以数理逻辑为工具,研究《正理门论》的逻辑思想,颇有新见。1992年,沈剑英用现代逻辑的观点,对《理门论》进行了今注今解。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通俗、也最为精确的《理门论》注释,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1993年,拙作《〈正理门论〉探微》(硕士论文)刊发于台湾《中华佛学学报》第6期,该文在认识论上分析了陈那带相说和自证说的改造,在逻辑方面指出了三支推理的“类推理”特征,并侧重讨论了“除宗有法”问题。199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郑伟宏著《因明正理门论直解》一书。
(三)关于《因明入正理论》
天主是陈那的高足,《入论》是对《理门论》思想的概括和发展,在叙述上也更为集中和通俗,唐疏多达十几家,故《入论》历来是汉传因明研究的重点。近代以来,僧俗学者又纷纷为其作注,计有十余种:
《因明入正理论约肯》,悲华居士;
《因明入正理论讲义》,悲圆居士,1932年;
《因明入正理论摸象》,王季同,1930年;
《因明入正理论释》,周叔迦30年代的讲稿,1989年出版;
《因明入正理论》,林彦明;
《因明入正理论易解》,密林,1940年;
《因明入正理论释》,清净,1943年;
《因明入正理论要解》,常惺,1948年;
《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吕澂1961年的讲稿,1989年出版;
《因明入正理论悟他门浅释》,陈大齐,1970年;
此外,吕澂的《入论十四因过解》是对藏汉三个不同译本的对勘研究,颇有特色。
(四)关于《大疏》
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本来只是诸多唐疏之一,其“提控纪纲,妙得论旨”,“详徵古义,环列洋洒”故被尊为《大疏》,成为汉传因明的主要标志。其弟子慧沼等对《大疏》多有疏记。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又復为其作注,如:1925年,梅光羲作《因明入正理疏节录集注》。
1926年,熊十力作《因明大疏删注》。熊十力一方面认为《大疏》固然是[法户枢机,舍此莫属,但另一方面又以为《大疏》是窥基晚年未完成之作,且“辩析繁琐”,“虚浮破碎”,“舛辞碎义”,“学者病焉”,需要重新进行删节、改、调、补。实际上熊十力是重新改写,“博微广引”,对该书的义理提出了许多新知灼见,在体例上也别具一格,成为《大疏》的一种普及性的注解书,为初学者提供了入门的方便。
1938年,陈大齐出版了《因明大疏蠡测》。陈大齐对《大疏》“紊者理之,似者正之,晦者显之,缺者足之,散者备之,违者通之”,并“参证其他疏记,间亦旁证逻辑,其得正解,以释其疑”。这也是一种创造性的阐述,《蠡测》被认为是近代研究《大疏》之冠。
1991年出版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中收入了吕澂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简介》,以及由杨百顺、沈剑英等多人合注,由刘培育统稿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的注解,这是今人的一部全注,语言上比较通俗,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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