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中的道教研究
郑天星
西方汉学历史悠久,产生于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国际知名道教研究家柳存仁教授1995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一次国际汉学会议上发表的《从利玛窦到李约瑟:汉学研究的过去和现在》一文称:“假如我们说马可波罗东来的时代是西方的欧洲人和东方的中国人接触的第一期,利玛窦为第二期,那么,到了鸦片战争前后,从苏格兰来的、信仰抗教宗新教的伦敦会教士理雅各,就可以说是第三期的代表人物了。”又说英国李约瑟博士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编著出版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他的著作和观点使人们耳目一新,所以得重新认识中国的道家和道教。
在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儒、释、道三教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且被认为是中国的“大传统”。从西方汉学发展史看,三教中的道教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
已故法国德裔著名的道教研究者安娜·赛德尔(1938-1991)在其绝笔之作《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长文中指出:“作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诸要素之一,道教在西方是最后被发现和研究的。大约在1950年,保罗·戴密微(1894-1979)发表了亨利·马伯乐(1883-1945)的译著。从那时起,人们才开始共同严肃地从道教自身文献出发去理解道教。之所以对道教的认同跚跚来迟,更多地是由于思维方式上存在盲点,而非现实中存有障碍。”
事实上,欧洲汉学道教研究发端于19世纪。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欧洲第一个汉学讲座,第一位中文讲席雷慕沙(1788-1832)于1816年出版了满语本《太上感应篇》的法文译本,1823年发表了《关于老子一生及其作品的报告》,但文中只选择部分章节。他的弟子儒莲(1797-1874)于1842年出版了《道德经》全译法文本,不过他把书名却译成《关于道和德的书》。
1868年英国新教传教士湛约翰(1825-1899)将《老子》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译名为《老子的思辨、哲学、政治和道德的思考》。1875年英国牛津大学设中文教授一职。
1870年德国保守派作家斯特劳斯(1808-1899)就将《道德经》译成德文在苏黎世出版,这个译本的解释文长达400余页,到1987年止,共出版8次,在德语地区的知识界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1912年柏林大学才设立了汉学讲座。
荷兰著名的汉学家许理和于1992年在台北发表过《老子在东方和西方》,他说:”道德经在西方人眼中,无论从任何西方的思想派别看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典籍,也最富于中国智慧,或甚至更广泛而言——东方智慧。但其中许多的研究并不完全是哲学性的,例如有些人用福音的语词来解读老子;有些将老子的’道’与叔本华的‘世界魂’、或柏格森的‘生命冲力’,或是印度的‘大梵天’相比拟。虽看法各有不同,但是都表示对老子《道德经》的重视。
英国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1900-1995)博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没有道学,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有学者称,迄今为止,《道德经》的外文译本,总计约有220余种,至于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仅西方国家按其国家书目的登录,就约有1700多种,可见老子研究已具有世界性了。
这里举两个例子。前不久,收到台湾交通大学林国雄先生寄来他主编的《论有无与场》(1977),书中收有李培权写的《救救老子文明之五千言》一文称:“美国前任总统雷根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话,竟使美国有八家出版公司争着出版《老子》。最后是哈泼出版公司以十三万美元之高价,从英文译者岱芬·米歇尔那里购买了出版权,若以老子五千言计,真是一字值千金了。”文中所言“雷根”,在大陆译作“里根”。“治大国若烹小鲜”一语出自《老子》第六十章首句,白话作如下解:“治理大国要像煎小鱼那样(不要常扰动它)”,意思是治理国家,要“无为”。哈泼公司英文名称“Harper”,是美国较大的出版公司。老子五千言,实为5722字。译者者的英文全名叫Stephen Mitchel。
据伦敦中文报纸《星岛日报》1998年3月12日报道,英国汉学家彭马田(英文名Martin Palmer),将《道德经》译成英文,制成录音磁带,于1998年2月18至19日伦敦召开“世界(宗教)信仰与发展”会议之机公开出售,这盒录音带由英国著名演员奈杰尔·霍索恩朗诵,并配有悦耳的音乐。这可真是个绝无仅有的发明创作,给喜欢道家和道教思想的英语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据荷兰乃梅亨天主教大学神学研究所教授克努特·沃尔夫的1997年第4版《西方道教书目》统计,从雷慕沙1823年选择《道德经》起到1995年德国汉学家汉斯·格奥尔格·默勒出版马王堆帛本《道德经》的德译本止,182年间共出363种外文译本,涉及23种语言,可见《老子》已走遍全世界。
西方汉学界对道教的广泛研究,始于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期间。会议英文全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the Taoist Studies。
第一次会议于1968年9月7至13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召开,发起者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勒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赞助。与会学者16人,提交论文者10人,他们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荷兰、加拿大、瑞士。这次会议的议题广泛。会议结束后,美国芝加哥大学主办的国际比较历史研究杂志《宗教史》第9卷第2-3期(1969-1970)刊登了6篇文章,其中有会议主持者霍姆斯·韦尔奇的《贝拉焦道教研究会议》,此文是对会议的总结。
第二次会议于1972年9月2日至7日在日本长野县的蓼科举行,日本道教学会主办,美国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和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协办,日本文部省和三菱集团资助,与会者14人,发表论文13篇,他们来自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会议结束后不久,日本酒井忠夫教授主编出版了日文版的《道教综合的研究》(国学刊行会1976年版)。美国韦尔奇教授和联邦德国安娜·赛德尔博士合编出版了英文版《道教面面观。中国宗教论文集》(耶鲁大学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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