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道教哲学研究

    20世纪中国道教哲学研究

    吕鹏志

    本文试图对20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道教哲学研究作一全面描述和评论，为认识道教哲学和进一步研究道教哲学提供一个比较详细的线索。

    一、道教哲学研究的特点和历史

    要了解道教哲学研究状况，首先应该把握它的特点。

    道教哲学是道教的一个分支研究领域。与道教的其它分支学科比较而言，道教哲学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直是在其学科概念和性质不确定的状态下探讨道教哲学的。

    道教哲学这一分支学科不确定的表现之一是至今对道教哲学概念的认识还存在着重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道教哲学仅仅只是道教中类似于老庄道家哲学的言论，老庄诸书“为道教哲学精义之所在”（蒙文通《古学甄微》第317页，巴蜀书社，1987年版。），“道教的宗教哲学主要由老庄思想为主干的道论组成”（牟钟鉴等主编《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第720页，齐鲁书社，1991年版。）。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在历来道教与道家不分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另一种观点则与其相反，主张“区分道家哲学与道教哲学”,认为道家哲学只是一种哲学流派，而“道教哲学是为其教义服务的，是其教理教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换句话说，对道教教义的哲学论证就是道教哲学，在这里道教神学和哲学几乎是浑然一体的”（李刚《汉代道教哲学》第13-14页和21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更恰当地界定了道教哲学。不过，大多数道教哲学论着对这一定义有明确认识者较少，即使其探讨的对象符合道教哲学的这一定义，也多是不自觉的。

    道教哲学这一分支学科不确定的表现之二是道教哲学研究常常混融于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研究之中（如卿希泰先生所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道教文化新探》就包含了不少道教哲学的内容。），还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只有少数论着标明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就是道教哲学本身，如李刚所著《汉代道教哲学》和卢国龙所著《道教哲学》，这使道教哲学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在我们看来，文化范畴大于思想范畴，思想范畴又大于哲学范畴，道教哲学包含于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之中，但彼此之间又是有区别的。道教哲学还有待于从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研究中独立出来。我们在评述道教哲学研究状况时，并不仅限于标明为“道教哲学”的论着，也包括了一些有关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的研究成果，但只抽取其中属于道教哲学的内容来评述。

    其次，要了解道教哲学研究状况，还应该弄清它的研究历史。

    道教哲学的研究史与道教研究史几乎是同步的。1949年以前，由于道教在近代的进一步衰落以及民主与科学思潮对道教的批判，道教受到冷遇，道教研究不受重视，只有少数几位著名学者如陈寅恪、汤用彤、蒙文通、王明、陈垣、陈国符、刘鉴泉、许地山、傅勤家等写过一些道教论文和著作，有关道教哲学的论着则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试列举如次：黄季刚《仙道平论》（载《雅言》1914年第1卷第2期）、容肇祖《读〈抱朴子〉》（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周刊》1926年第22、23期）、姚永朴《三教异同说》（载《民彝》1927年第1卷第6期）、许地山《道家思想与道教》（载《燕京学报》1927年第2期）、胡哲敷《道家哲学与道教》（载《新中华》1933年第1卷第19-20期）、蒋维乔《道教思想的由来及其哲学》（载《光华大学半月刊》1934年第2卷第6-10期）、许地山《道教之根本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载《读书季刊》1935年第1卷第2期）、易君左《道教教义的检讨与批判》（载《文化先锋》1943年第2卷第22期）、王明《论〈老子〉与道教》（《中央日报》1947年9月15日）。1949年至1966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道教研究曾一度被视为禁区。虽然也有解禁之时，但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较少，成果不多，17年间发表的论文共计只有50篇左右。有关道教哲学的论着相应地也很少，除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中有关道教哲学的章节外，还有一些零散的论文，如汤用彤、汤一介《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王明《从墨子到太平经的思想演变》（《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日）、俞松青《老子道家思想与〈太平经〉》（《光明日报》1961年6月4日）、杨向奎《论葛洪》（载《文史哲》1961年第1期）、王占元《周易参同契的哲学思想》（《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3日）等。1966至197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道教研究可说是一片空白，道教哲学自然也没有什么研究成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各门科学研究恢复了生机，道教研究尤其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出现了至今未衰的道教研究热潮。据笔者粗略统计，近20年间发表的道教著作约70种，论文约1400多篇。其中有关道教哲学的论着超过30%,在道教研究中所占比重与道教史相当，两者都远远超过其它道教分支学科如道教科学、道教伦理、道教文学艺术、道教仪式等的研究。这表明，在人们对道教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的高潮时期，道教哲学是很受重视的。人们不仅想知道道教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也想从对道教哲理的探究中搞清道教的本质，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而且，发掘和整理道教哲学可以纠正长期以来的学术偏见，这种偏见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绝大部分中国哲学史著作中都没有道教哲学的位置。现在学者们经过研究发现，道教哲学其实“是中国哲学这棵主干上的一个分支，是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若缺少了道教哲学，“我们写出的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便是残缺不全的”（李刚《汉代道教哲学》第31、34页。）。相信这种认识将推动道教哲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