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被否定了吗?
--《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被否定了吗?
周钧韬
《金瓶梅》既是一部伟大的奇书,又是一部扑朔迷离、疑团丛生的怪书。该书成书至今约四百年间,人们不断地在对它进行探谜、解谜。《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成书于什么年代?这是众多谜题中的两大主要谜题。对此,吴晗先生率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竭力推倒古人提出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其次提出《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中期的观点。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认为,这是吴晗先生对《金瓶梅》研究的两大贡献,似以此为定论。然而在笔者看来,这非但不是什么两大贡献,而恰恰是两大失误。本文专就吴晗先生对小说作者“王世贞说”的否定,提出驳论。是为《一论》。对吴先生的成书年代“万历说”,则后文评驳,乃为《二论》矣。
《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包括其门人),这本来是比较明朗的。在明清两代信奉者甚多,已成公论。虽然除王世贞说之外还有其他诸说,如薛应旗说、赵南星说、李贽说等等,但其说仅是片言只语而已,根本无法与王世贞说相抗衡;虽然直接对王世贞说提出疑问者亦有之,如昭梿等人,但没有提出什么证据,故根本否定不了什么。
但是,到了现代,王世贞说突然大倒其霉,否定论者有鲁迅、郑振铎、吴晗这些名重一时的大学者。鲁迅与郑振铎的否定,并没有对王世贞说构成多大的威胁。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郑振铎也说:“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读金瓶梅词话》)鲁迅与郑振铎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其言词十分肯定,但证据仅为“山东土白”、“方言”一例(且不能完全成立)。可见,他们的否定不是建筑在严密的考证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感觉上。对待复杂的学术问题,光凭直觉而不去经过严密的考证,其结论,当然不能令人信服。吴晗先生则不同,他的否定是建筑在严肃的详尽的考证基础上的,此可谓是对王世贞说的“致命的一击”.吴晗的结论为不少学者,包括郑振铎先生在内“靡然风从,群相应和”.他们真以为王世贞说已被吴晗的考证彻底推倒。自此以后的六十多年间,王世贞说似乎一直被打倒在地,信奉者寥寥。人们开始搜索新的目标,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王稚登说等等便应运而生。应该说,这些研究都是很严肃的有价值的。但是最有实力的王世贞说,却被人们认为是毫无研究价值的历史陈说而置于不屑一顾的地步。前几年,已故的朱星先生和活着的我,均为恢复王世贞说的历史地位而呐喊,但敌不过吴晗先生的强有力的否定。其一、人们相信吴晗是明史专家(其实当时的吴晗还远没有成为明史专家)。其二、坚信他考证的科学性。这是一种迷信。而这一迷信所产生的直接危害,就是给人们造成一种心理定势,从而堵塞了人们的思路:王世贞说似乎已被彻底否定而再无任何研究价值。这无疑是对王世贞说作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碍。因此,到现在我才真正醒悟到,不推倒吴晗先生的结论,我们就无法前进。这乃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
史料掌握的片面性
吴晗研究《金瓶梅》的文字有三:1931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署名:辰伯);翌年在该刊又发表《补记》;1934年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前两篇文章的要旨就是否定王世贞说,后一文则是对前两文的条理化、完善化,并加进了对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的论述文字。著名的《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中期”的论点,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可惜这个结论亦是有问题的。
应该说,在吴晗着文企图推倒王世贞说的当初,其客观的历史条件是不具备的。因为在当时,一些重要的史料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年少气盛的吴晗先生硬要凭借一些本身就缺乏科学性的史料,来对王世贞说作出绝对否定的结论,可谓是不可为而强为之,其结果只能是可悲的。这是历史给吴晗先生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从《金瓶梅》成书到清代末年的三百多年间,直指《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或其门人的史料有近十条。其中有两条最重要的史料,则是近两三年来的新发现,这是王世贞说研究中的重大创获。现引述如次:
一、 无名氏《玉娇梨·缘起》:
《玉娇梨》与《金瓶梅》,相传并出弇州门客笔,而弇州集大成者也。《金瓶梅》最先成,故行于世。《玉娇梨》久而始就,遂因循沉阁(?),是以耳名者多,亲见者少。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实得其详,……
笔者所见的《玉娇梨》刊本,首有素政堂主人题《玉娇梨·叙》,次即此篇《缘起》。刊本正文第一回前题“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荑秋散人编次”.据学术界考证,《玉娇梨》成书于明末清初,早期刊本上无序,有序本出现得较晚,但至晚在清康熙年间。这也就是这篇《缘起》面世的最晚的年代。顺便指出,王世贞著作的是《玉娇李(丽)》而非《玉娇梨》。《玉娇李》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成书,但仅有少量抄本流传,后因未刊刻而失传。《玉娇梨》似是后来对《玉娇李》的仿作。此问题与本文的写作无关,故不详述。二、 宋起凤《稗说·王弇州著作》:
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生平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弇州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州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闻弇州尚有玉丽(《玉娇李》)一书,与《金瓶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友人为余道其一二,大略与《金瓶梅》相颉颃,惜无厚力致以公世,然亦乌知后日之不传哉。
《稗说》自序署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宋起凤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作,时在康熙十二年。
记载《金瓶梅》为王世贞(包括其门人)所作的史料还有:谢颐的《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序》,顾公燮的《销夏闲记·作金瓶梅缘起王凤州报父仇》,王昙的《金瓶梅考证》,无名氏的《寒花庵随笔》,无名氏《笔记》等等。可惜的是吴晗先生在着文否定王世贞说时,仅见到《销夏闲记》、《寒花庵随笔》等史料,而未见到《玉娇梨缘起》、《稗说》。
将吴晗先生未见到的史料(《玉娇梨缘起》、《稗说》)与已见并引据的史料(《销夏闲记》、《寒花庵随笔》)相比较,其明显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 未见史料离《金瓶梅》初刻问世的年代较近。如宋起凤的“王世贞中年笔说”离《金瓶梅》初刻仅五六十年。而已见史料离《金瓶梅》初刻年代较远。
2. 未见史料系确指或直接来源于王世贞的友人(或友人的后人),如《玉娇梨缘起》云:“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实得其详。”宋起凤《稗说》云:“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可见宋起凤是以“知者”的身份而非据“传闻”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的。而已见史料或出于“传闻”,或录于他书者甚多,其史料价值较为逊色。
3. 未见史料与已见史料在记述王世贞作《金瓶梅》的动机、意图上有较大差异。未见史料如《稗说》,只说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而作此书(“弇州愤懑怼废,乃成此书”,“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加以泄愤和讥刺。而已见史料在此目的基础上,又增出了种种衍说。如《销夏闲记》称王世贞父子与严世蕃父子结仇之由乃为《清明上河图》;《寒花庵随笔》称王世贞著书敷毒于纸以毒杀唐荆川等等,在这类史料中已掺杂了种种虚假离奇的故事。
由此可见,在吴晗先生着文时,从史料的价值上讲,其未见史料远比已见史料重要得多。由于他所引据的已见史料中,已掺入了许多荒唐的衍说,因此,他只根据这些史料来作研究考证,非但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且还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看来吴晗先生正是上了这个当,吃了这个亏。这当然是历史的局限而非吴晗先生的过错。我们当然亦不能以此来责难吴晗先生。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对建筑在这些伪科学的史料基础上的吴晗先生的考证,难道不应该存疑而非加以全面肯定不可吗?
吴晗先生考证中的是与非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不少学者认为吴晗先生的考证是系统的周密的,从而把他的结论看成是绝对正确的东西。过去,笔者亦作如是观,于是将古人言之凿凿的“王世贞说”,置于不屑一顾的境地。但历史是无情的,是丝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宋起凤的“王世贞中年笔”说的发现,使我震惊,使我不得不对王世贞说的来龙去脉作一番再思考,从而发现了吴晗先生考证中的问题。现在,笔者认为吴晗先生的考证有是亦有非。从部分来讲,考证有其贡献;从总体来讲则言不及义、似是而非,其考证的最终结论不能成立。
被誉为系统的周密的吴晗先生的考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王世贞父子与严世蕃父子的结仇与《清明上河图》无关;第二、唐荆川之死非为王世贞著作的《金瓶梅》所毒杀。进而,吴晗先生肯定《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这可以说是吴晗推倒王世贞说的一块基石。抽掉了这块基石,吴晗先生考证的理论构架便随之而倒塌。对此,我们有必要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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