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雄与明君――论刘备形象

    枭雄与明君――论刘备形象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除诸葛亮、关羽、曹操之外，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为理想的“明君” 形象来塑造的。然而，现代的相当一部分读者、研究者对刘备形象却评价不高，甚至颇有非议。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备形象是“苍白无力”的。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罗贯中塑造刘备形象的得失，是一个很有艺术价值的问题。

    （一）明君枭雄，一人两面

    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

    作为“明君”,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史书对这两方面都记载颇多。就“仁德爱民”而言，刘备大半生颠沛奔走，屡遭挫败，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此而争取到了人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刘备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杀他，“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作”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补充道：“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在他于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此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他却答道：“吾不忍也。”当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此安危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裴注特引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亦引此语，可见刘备之仁德有道，已得到历代史家的普遍承认。

    就“尊贤礼士”而言，刘备的表现尤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时为左将军领豫州牧、年已四十七岁、被视为天下大英雄的他，满怀诚意，三顾茅庐，恭请年仅二十七岁、无名无位、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的诸葛亮出山辅佐，留下千古美谈。隆中对策时，诸葛亮称赞他“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并非虚言。建安十九年（214）夺取益州之后，对于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其中益州名士黄权曾坚决劝阻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攻取益州时又坚守广汉，直到刘璋投降后方才归顺，刘备却不计前嫌，任命黄权为偏将军，信任有加；刘备称汉中王，兼领益州牧，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后，亲率大军伐吴，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刘备在夷陵惨败后，黄权无法退还蜀中，又不愿投降东吴，只得率兵降魏；蜀汉主管官员为此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照样优待黄权的妻子。对此，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时由衷称赞道：“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另一位名士，荆州零陵人刘巴，与刘备作对的时间更长：当曹操南征荆州时，众多荆州士人都追随刘备南撤，刘巴却归顺了曹操；赤壁之战后，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欲与刘备抗衡；由于刘备及时夺得三郡，这一图谋失败了，刘巴无法回去交差，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却拒绝了，远远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为恨”;后来，刘巴由交趾辗转到达蜀中，当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他又一再劝阻；直到刘备夺得益州，刘巴才表示归顺。而对这位刘巴，刘备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进攻成都时，他就号令军中道：“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刘备称汉中王，以刘巴为尚书；法正去世后，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这些，充分表现了刘备作为开国君主的雅量。特别是章武三年（223）四月他临终之时，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还是陈寿在《先主传》末的评价比较公允：“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尊贤礼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国志？蜀书？马谡传》）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攻心为上”的好主意，但他刚愎自用，丢失街亭，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非明君不能为。在这方面，就连素有“知人善任”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①。

    作为“枭雄”,史书记载也不少。所谓“枭雄”,意思是“骁悍雄杰的人物”.刘备出身于早已败落的远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没有曹操、袁绍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为“赘阉遗丑”,虽然家庭名声不及袁绍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既有权势，又家资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进入仕途），也没有孙权那样继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盘，几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乱，群雄并立之时开创江山，没有几分骁悍之气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枭雄”恰恰是刘备的一大特色，成为当时许多人对他的定评。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刚去世，鲁肃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便称刘备为“天下枭雄”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建安十四年（209），当刘备至京城见孙权时，周瑜曾上书孙权，亦称刘备为“枭雄”,主张将其扣留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次年，周瑜卒，临终前上书孙权，又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这种骁悍之气，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冒险精神。刘备从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经常亲冒矢石，不避艰险。早年兵少力微，加之年轻，他动辄“力战有功”,“数有战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固属必然；赤壁之战时，面对生死存亡之机，他“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韦昭《吴书》），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争夺汉中之役，他已五十九岁，手下兵多将广，但在“矢下如雨”之际，仍亲当矢石，奋勇向前（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注），便可见其冒险精神，至老弥笃了。彭羕背后发牢骚时称他为“老革”（犹言“老兵”），正是反映了这一特点。二是机变权略。建安元年（196），兵败投奔他的吕布趁他与袁术相攻之机，袭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吕布求和，屯驻小沛，可谓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吕布被擒杀后，他随曹操至许都，可谓暂栖虎穴。建安四年（199），与曹操对食论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饰震惊之情，可谓随机应变。随后以截击袁术为名，离开许都，从此摆脱曹操控制，可谓见机而作。凡此，均可见其机变权略。三是坚忍不拔。在汉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刘备屡遭挫败，有时甚至败得很惨；但他从不灰心丧气，而是败而不馁，折而不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每每转危为安，终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抓住历史机遇，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些时候、某种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杀张裕之事。张裕原为刘璋从事，刘备入蜀与刘璋相会时，曾与张裕互相嘲弄，裕因刘备无须，戏称其为“潞涿君”（谐“露啄君”之音）。刘备因其不逊，积怒在心。后因张裕私下对人说：“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这确是大为犯 忌之言，刘备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诛之。诸葛亮上表询问为何要将张裕处死，刘备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三国志？蜀书？周群传》附《张裕传》）这就有些强词夺理了。尽管这种霸道行径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刘备毕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专制性。

    纵观历史，那些在乱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为的开国之君，差不多都有几分骁悍之气。从汉高祖刘邦到唐太宗李世民，从宋太祖赵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称为枭雄。而在封建时代，枭雄与明君并非截然对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侧面。从公认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吗？

    （二）强此弱彼，有得有失

    罗贯中在描写《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时，以历史人物刘备为原型，同时根据封建时代广大民众对政治家的选择，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倾向，着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枭雄色彩。

    首先，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1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与民秋毫无犯 ，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2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着，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语，见第11回）。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20回）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35回）

    从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刘备寄居新野达七年之久。在他辗转奔走的前半生中，这算是时间最长、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刘备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批评，一面把人才置于战略的高度，努力求贤；一面更加重视争取民心，为重新崛起准备条件。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混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第41回）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亲自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同上）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自觉选择，在《三国演义》写到的各个政治军事集团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庶、诸葛亮、庞统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尤其是对他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的描写，更是具有典范意义。

    历史上的徐庶，归属刘备的时间不算长，除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外，在政治、军事上发挥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云：“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曹公来征……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诸葛）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而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一见徐庶，便坦诚相待，拜为军师，委以指挥全军之责。在先后打败吕旷兄弟、曹仁之后，刘备更视徐庶为天下奇才。而当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囚禁，辞别刘备时，刘备虽然难以割舍，但为顾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应允。分别的前夜，“二人相对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刘备又亲送徐庶出城，置酒饯行；宴罢，仍“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骑马远去，刘备还立马林畔，“凝泪而望”,甚至“欲尽伐此处树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36回）。这些描写，尽管主要是为“走马荐诸葛”和“三顾茅庐”作铺垫，却足以见出刘备求才之诚，爱才之深，颇具艺术感染力。

    对于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信任与倚重，《三国演义》更是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历史上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仅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而《演义》却以两回半的篇幅，精心设计，反复皴染，将“三顾”的过程写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刘备初见孔明，便屈尊“下拜”;听罢隆中对策，先是“避席拱手谢”,继而“顿首拜谢”;乍闻孔明不愿出山，当即“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及至孔明答应辅佐，又不禁“大喜”.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细节，把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渲染得淋漓尽致。诸葛亮出山以后，《演义》又充分突出其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竭力强调刘备对他的高度信任与倚重。我在《忠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一文②中分析道：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历史上的庞统，在刘备领荆州牧后归之，开始“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后经鲁肃、诸葛亮荐举，“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演义》则在史实的基础上，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写庞统刚投奔刘备时，刘备以貌取人，仅命其为耒阳县令；一旦得知庞统半日了断百日公务，刘备立即自责：“屈待大贤，吾之过也！”及至看了鲁肃的荐书，听了诸葛亮的评价，刘备“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敬请庞统到荆州”,并“下阶请罪”,遂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第57回）。如此虚己待人，不能不令贤士感动。这种君臣遇合，鱼水相谐的关系，乃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

    总之，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格的充分表现，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摆脱了以往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中刘备形象的草莽气息，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对于刘备的枭雄色彩，《三国演义》有意加以淡化，或者不写，或者来个移花接木。最明显、最容易被人想到的例子是“鞭打督邮”.按照《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和裴注的记载，历史上鞭打督邮的本来是刘备。事情的经过是：由于朝廷下诏，要对因军功而当官的人进行淘汰，正在当安喜县尉的刘备担心自己用鲜血换来的官职也可能保不住；正好督邮来到安喜县，准备遣还刘备；刘备前往馆驿求见，督邮却称病不见；刘备一气之下，带人闯入馆驿，将督邮捆起来，绑在树上狠狠打了一顿；然后解下自己的印绶，挂在督邮的颈子上，扬长而去。历史上的刘备原本号称“枭雄”,性格刚毅，此时又年轻气盛，受到欺辱时自然不愿忍气吞声，这样做也并不奇怪。但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了把刘备塑造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移到张飞头上，这样既不损害刘备“宽仁长厚”的形象，又有利于突出张飞性如烈火、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可谓一举两得。本文第一部分剖析的刘备枭雄性格的四个主要特点，《演义》着重表现了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对其机变权略也有所表现，这里不作详论。如此安排，自然是为了有利于突出刘备的“明君”形象，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弊病：其一，强此弱彼，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其二，过分淡化刘备的枭雄色彩，无形中降低了刘备作为刘蜀集团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使这位历尽艰辛的开国明君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

    （三）多重视角，成功形象

    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研究者的批评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意见。我们不妨对此略加讨论。

    批评之一：“形象苍白”.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刘备形象的血肉不够丰满，个性化特征不强，显得比较苍白。确实，与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刘蜀集团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刘备形象是给人比较单薄的印象。其中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其一，作为一位“明君”,尽管《三国演义》对刘备的描写大多以史籍记载为基础；但从上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到，在“仁德爱民”与“尊贤礼士”两大特征中，其“仁德爱民”的历史依据和生活依据其实还相当有限。这就是说，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而言，刘备的“爱民”,更多的是一种愿望，一面旗帜，甚至是一种姿态，一个口号，而实实在在的行动，真真切切的利益却并不太多。算一算刘备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马倥偬，东奔西走：赤壁大战前，接连不断地征战，接二连三地挫败，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篱下，他基本上没有真正拥有一块巩固的地盘。赤壁大战后，建安十四年（209）始称荆州牧，拥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领兵入蜀；建安十七年（212）借故进攻刘璋，经过两年征战，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与孙权争荆州，二十二年（217）又与曹操争夺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据有汉中，但不久便失去荆州，损失头号大将关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称帝，七月便率军伐吴，次年遭到惨败，再过一年病卒。可以说，他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实践“仁德爱民”的主张。再进一步说，即使他有足够的机会，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其“爱民”也只能是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不可能真正达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艺作家对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难以在小说中把刘备的爱民写得足够生动感人。

    其二，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除此之外，在刘蜀集团诸人物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乃是关羽。至于刘备，虽系刘蜀集团的领袖，却主要是承担“明君”的道义责任，而少有富于个性的言行举止。这样的刘备形象，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给人以“扁平”的感觉。

    其三，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作者有意强化刘备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枭雄色彩，不仅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使他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这样，要想把刘备形象塑造得象诸葛亮、关羽、张飞那样活灵活现，就难乎其难了。

    应该说，罗贯中在塑造刘备形象时，因过于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艺术的辩证法，结果欲益反损，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未能充分彰显。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在缺乏足够的艺术积累的情况下，罗贯中能把刘备形象写到如此程度，已属难能可贵。只要把《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三国戏、《三国志平话》中的刘备加以比较，便应该肯定罗贯中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批评之二，“长厚似伪”③。持此看法者不少，影响也很大，对此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

    其一，目的与手段、功利追求与道德向往的矛盾，使刘备难以避免“似伪”之举。作为一代英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刘备要想兴复汉室，统一全国，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据者都像陶谦那样以礼相让，就只能夺取版图于他人之手。既要夺取，机巧权谋都是少不了的。试以取益州为例。早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制定了“跨有荆、益”,伺机两路北伐的战略方针④，这关系到刘备集团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奋斗目标。而在占据荆州之后，刘备对是否夺取益州曾经有过疑虑：

    （庞）统曰：“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庞统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报之以义，封为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当铭肺腑。”⑤

    事情很清楚：刘备要么坐守荆州，不再进取；要么入主益州，取而代之。而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则将从西、北两个方向对荆州形成钳形攻势，那对刘备集团将是大大不利。所以刘备采纳了庞统的意见。当他率兵入蜀，初会刘璋时，庞统、法正劝他在宴席上杀掉刘璋，一举夺取益州；刘备拒绝道：“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决不可行。”⑥此后一面敷衍刘璋，不去攻打张鲁；一面“广施恩惠，以收民心”.但他并未忘记夺取益州的目标，次年便以刘璋资助兵马粮草不足为借口，擒斩杨怀高沛，袭取涪城。而在益州真正夺到手时，面对刘璋这位软弱无能而心地还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刘备不可能毫无内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65回）这正反映了政治领袖人物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常有的矛盾心态。为了争取人心，他们可以爱民，可以敬贤，却不可能对竞争对手处处“长厚”.这里无法完全避免诈伪，但如果一概斥为“诈伪”,就未免太偏激了。

    其二，《演义》对刘备爱民的描写，确有过头失真之处。如第41回写刘备携民渡江，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不绝，刘备不禁大恸，这是合乎情理的，与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但作品紧接着写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这就太过头了，反而显得不真实。作者一心想美化刘备，但夸张过分，却反而造成了“似伪”的不良效果。这是《演义》中的败笔之一。在中国小说史上，对理想人物过分美化，结果欲益反损，弄巧成拙的教训，这算是较早的一例。

    其三，《演义》第42回写赵云将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刘备手中，“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后人对此时有讥刺，民间甚至有“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的俗语，似乎这也是诈伪。诚然，在常态下，政治人物都把自己的儿子视为心肝宝贝，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在兵微将寡之时，生死未卜之际，在兵败如山倒的危急关头，在古代那些以争夺天下为最高目标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关乎事业成败的心腹大将有时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在遭受当阳之败时，“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演义》的描写，可以说是这一史实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观念有异，乱世英雄与普通百姓的选择不同；何况《演义》写的是刘备激动时冲口而出之言，从中可见对赵云的感激和抚慰，而非真要抛弃阿斗。对此不宜作简单化的负面理解。

    其四，对于刘备临终托孤于诸葛亮之举，《演义》第85回在史实的基础上，写得颇为动情。我在前面已经对史实作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如果把这视为“诈伪”,不仅没有历史依据，而且没有小说情节的依据，也不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样不仅无端地贬低了刘备，而且也损害了诸葛亮的形象，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此外，有的研究者一味指责刘备狡猾、奸诈，似乎刘备比曹操更虚伪，更不可取。尽管有的文章写得有激情，有文采，却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而与作品的整体描写脱节，与作者的创作意图则差距更大。

    总之，“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看，《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其言行确有诈伪和“似伪”之处；但从形象的整体来说，其“长厚”大体上还是真实可信的，是其形象的基调，“不是伪”.

    结论是：综观中国小说史，在众多的国君形象，尤其是开国之君形象中，《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后来绝大多数同类形象难以企及的。因此，尽管他还不是充分典型化的，但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

    注释：

    ①参见拙作《论魏延》。原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收入拙着《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②初稿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修订稿收入拙着《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③此说以鲁迅先生的评判为代表：“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见其《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④见《三国演义》第38回。取材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⑤见《三国演义》第60回。取材于《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⑥见《三国演义》第61回。取材于《三国志？蜀书？庞统传》。

    2003年2月初稿 2003年3月修改 2004年3月再改

    原载：四川文物，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