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极致境地
李国文
每逢岁末年初,冬去春来,旧时的中国文人总是要写上几首应景的诗,已成惯例。说得好听些,是风雅,说得刻薄些,是毛病。因为只要写了,必定拿出来,名曰献芹,实为邀好,那是令对方很尴尬的事。说好吧,真不好,说坏吧,又怕他脸上挂不住。因为这类应景诗,几百几千年写下来,成千上万人写下来,很难突破,很难创新。这种游名胜必题诗,逢年节必凑句,只是属于文人恶习而已。所以,历代的各种诗选,如《唐诗三百首》,如《千家诗》,如《唐诗别裁》,如《宋诗别裁》,基本上是看不到这类诗作的。
但是,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很难出彩,很难超越的领域里,找出一位写应景诗的出色人物,那么,非北宋诗人王安石莫属。
对稍知一些旧体诗的当代读者来说,在这个年头岁尾,欲暖还寒,除旧布新,一元复始的时候,若是脑海里忽然涌上来一点诗意,诗兴,或者诗情,斯时斯刻,我想王安石的《元日》诗,必是首选。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旧时的诗人,不知写了多少有关大年初一的诗,没有一首能比得上王安石的《元日》影响大,传播广。因为这首极凡俗,然而极质朴的诗句中,所表达出来的节日气氛,其兴高采烈,其欢乐热闹,可以说洋溢到纸面以外。虽然那是北宋时期的元日,却让你感受到如同当下度过不平凡的2008年以后,迎来2009年的元日那样,是同样快乐的过年气氛。王安石笔下的元日,肯定是一个街区,一个村落,一个市镇,一个城池里的,大家共同享受着的这样一个快乐日子。你无妨设想一下,假如你也置身其中,那爆竹的噼啪响声,那屠苏的沁人芳香,那日光的眩目亮度,那春风的无比温馨,给你以听觉、嗅觉、视觉、触觉的全面冲击。新年伊始的这种新气象,你肯定顿生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受。
王安石的厉害,就是他抓住了这个整体感觉,而且是基本上属于大家的共同感觉。中国诗人通常只关注自己,不大关注群体,只关注个人的喜怒哀乐,不大关注百姓的悲欢离合。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如此简洁,又如此完美;如此平易,又如此震撼的点睛之笔,把元日景象热火朝天地烘托出来,这就是大师的艺术魅力了。所以,时至今日,在写每年头一天的应景诗上,王安石的《元日》诗,是魁首之作,谁也超不过。
王安石还有一首应景诗,也很了不起。在数不过来的有关春天来临的诗篇中,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诗,也是脍炙人口的翘楚之作。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距今近千年,千年之后,他的这两首诗,仍可在人们的口头咏诵,这大概是真正不朽了。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名列其中的大家、名家,经过一千个春天一千个冬天的时光走廊以后,还有读者在吟咏他的诗篇,那真是寥寥无几的。这种屈指可数的传世光荣,也许正是王安石的成功之处。
这首《泊船瓜洲》所以被人牢记,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因为其中的一个“绿”字。这是诗人几经改动,斟酌,思量,最后才敲定的这个“绿”字,读过中国旧诗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典故。
南宋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中说,他在苏州一位士人的家中,看到王安石写作这首《泊船瓜州》的原稿笺。“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这则传闻很精彩,全诗28个字,用对一字,全诗皆活。王安石这种挑来拣去,才定妥了这个极其传神的“绿”的做法,一直视为诗人字斟句酌的范例,作家不惮修改的样板。唐代诗人卢延让《苦吟》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大概就是这个认真精神了。王安石(1021-1086)和洪迈(1123-1202),虽相距百年,但俱为宋人,而且洪迈声称目睹荆公手书诗稿原件,当是确凿无疑的事情。
据考证,这首《泊船瓜洲》诗的写作时间,应为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的春二月,也是王安石上年四月第一次罢相后回金陵,再度复相,前去汴梁途中的作品。此时的王安石心情比较复杂,知道政事不可为,而不得不勉强为之,知道上命不可违,而不得不捏着鼻子去。无论如何,熙宁二年风光不再,上下左右处处掣肘,兴致顿减的王安石,其实并不想再作冯妇。当时从金陵到汴梁,应该是大运河北上,再沿黄河西去,第一步,自然要先渡过长江。诗中的京口即今之镇江,江对岸就是瓜州,想到过江后天色已晚,遂船泊过夜。船上的王安石,在此江水呜咽,明月当头之际,能不思前想后,而心系江宁,眷恋故居吗?能不怀念他在蒋山脚下,骑着一头蹇驴,过那悠哉游哉的文人生活吗?于是,写下这首诗。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首先是政治家、改革家,其次才是文学家。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以其诗文而留存在记忆中。政治这东西,休看显赫一时,生命力其实短暂。无论在历史上划出过多深的刻痕,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有点像北方的寒冬,煞有介事,而且尾巴拖得很长很长,迟迟不肯离去,可最后的最后,冰消雪化,了无踪迹。可文学呢?更像南方的春天,那一派触目皆绿,满眼生机,郁郁葱葱,欣欣向荣的景象,强大的生命力,会一代一代永无止境地赓续下去。
如今,关于他毁誉参半的变法,是非纷纭的改革,截然相反的评价,褒贬不一的说法,随着岁月的变迁,沧桑的转换,已经淡出视野,几乎无人谈及。也许只剩下几名研究者在书斋里高谈阔论,皓首穷经,和一些书虫们在网络上斗嘴呕气,插科打诨而已。也许在当时王安石的心目中,这两首应景诗,比之与他悉心投入的政治,不过小菜一碟罢了,可他千年以后,一首元旦的诗,一首春天的诗,却像历久弥香的陈酿一样,只要元旦在,只要春天来,就会齿颊生香地吟咏出来。
王安石的失败,或者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许多内在的外在的原因,但通常不太在意这位文学大师的性格因素。一个人应该有自信,但太自信,便是自负,而太自负,必然自大;王安石从政以来,就是自信、自负、自大的结合体,特别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遂自以为是,遂刚愎自用,遂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当然也就容不下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
据《邵氏闻见录》:“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若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献同参政事,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荆公默然。”有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的变法主张,“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可以想见他那气不可遏的样子,想见他有皇帝老子为后台的气势汹汹的样子。这就是人类共有的毛病,性格决定命运,谁也不能摆脱。接下来,此公在变法过程中,犯 下了一连串策略性的错误,譬如,重用了一些不应该重用的人,譬如,排斥了一些敢作敢为敢于直言的人,譬如,从不主动争取盟军和友军的支持,而把有可能成为盟军和友军的人打成敌军,也不放下身段去说服那些不同意见者,甚至下手打击其实完全不必打击的反对者。“熙宁初,王介甫当轴,神庙一切委听,号令骤出,于人情适有难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多被降黜,后来者结舌矣。”(《铁围山丛谈》)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事改革大业,一,绝对不能贪多求快。要知道,中国人向来持中庸之道,欲速则不达。不但不达,你动作大了,动作快了,常常招致强烈的反弹;二,绝对不能因为你口头上喋喋不休的光荣、伟大、正确,老百姓会理所当然地买你的账。他们通常不大相信你说过些什么,而在意你做过些什么,更在意你要做的什么会带来的什么实惠;三,绝对不能由于你许诺明天给老百姓一个油饼,你今天就有权力,用针线缝上老百姓的嘴,先饿着肚子等待,拿老百姓不当人来折腾。由于其自信、自负、自大的性格弱点,王安石恰恰就罔顾这三个绝对不能,一意孤行,而使他的这场变法,成了半吊子的政治实验。应该说,王安石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家,绝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所以,第一次罢相之后十个月后,再一次受命北上,这个极自信的人,其实是相当不自信的。行次瓜州,泊船过夜,所写的这首诗,他的反复修改,多少也反映出他对前程的忐忑,复相的不安。这个曾经极自负,极自大的人,居然在诗的末尾一句,写出“明月何时照我还”来,说明他已非熙宁二年(1069)神宗拜他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志在必得的心绪可比。凡是自信、自负、自大的人,最经不起挫折,最受不了失败。到汴梁以后,这个已无当年雄起之心,振翮之念的王安石,也难振作。果然,次年十月,第二次罢相,从此退居江宁。“荆公再为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其子雱又死,知道之难行也,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东轩笔录》)
政治家的王安石退出历史,文学家的王安石却永远鲜活地存在于诗文之中,每逢年节,每逢春天,他的这两首应景诗,便被人想起。
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两首诗的背景,在地理纬度上,稍稍偏南,应该是长江流域一带的风光。而黄河流域,华北平原的季节温差,相比之与南方,大概要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样子。北方的冬季,那尾巴的确会拖得很长,春风送暖,至少要到阳历的三月末、四月初,才在刚刚软化的柳枝上,抬不起头的草尖上,飘浮着碎冰的碧水上,仍留着残雪的田野上,透出一丝端倪。
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西长安街红墙外的玉兰花,先在枝干上冒出骨朵,然后,小骨朵变大骨朵,应该说是京城来得最早的春天使者。休看时令为春,京城里根本谈不上春天的一点感觉;甚至玉兰花绽放了,凋谢了,时离五一节也不远了,一眼望去,仍是老树枯枝,草萎地黄,对京城人而言,盎然绿意,仍是一份奢望。真到了一望皆绿的那一天,而且,马上就会绿到浓得化不开的程度,绝对便是夏天了。在北京人心目中,初春与残冬,无甚差异。上世纪20年代,居住在西城阜内八道湾的鲁迅先生,也有这种观感。他在《鸭的喜剧》里这样说过,“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
由此可知,对于春天的信息,北人和南人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
但是,伟大的作品,传世的作品,令我们高山仰止的作品,令我们心存敬畏的作品,通常在读者的想象空间里,会构成一个完美的文学世界。当我们徜徉其中,经度的时差,纬度的温差,其实是不存在的。甚至,细微的缺失,偶尔的疏漏,也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好的作品,总是超越时空,横跨千古,好的诗篇,总能得到共鸣,家弦户诵,这就如同在新春季节里,那覆盖一切的“绿”,夺走你全部视线一样,你在尽情享受的时候,也就无暇顾及其它。
这种文学的极致境地,也许就是我们理应追求的目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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