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从领先走向衰落？

    原标题：从永贞革新到鸦片战争——简叙我国治理体系的几次变革

    我从公元805年的“永贞革新”说起，讲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现代转化这个问题，介绍我国历史上几位杰出的政治家和他们的著作。

    “永贞革新”与《封建论》


柳宗元（资料图）
    首先是柳宗元的《封建论》。

    《封建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讨论中国的政治与治理，第一要务就是统一和分裂。陷国家于分裂，那是最大的失政。

    柳宗元是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尾大不掉的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的。中国的统一自秦开始，问题是：秦与隋如此富强，为何这两朝如此短暂？汉和唐则不然，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自秦以来还是反复地经过战乱和分裂呢？

    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在财政和税收统一的基础上，只有这样，行政的统一才有保障，这是“永贞革新”直面的问题，是这场改革的实质所在。

    公元780年，安史之乱结束后，唐德宗时代的宰相杨炎提出两税法的改革，它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有了中央财政预算。以前是需要钱就花，财政税收是个无底洞和一锅糊涂账，有了预算以后，就可以把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去，更为重要的是，这就可以约束藩镇的横征暴敛。而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夏秋两季收税，谓之两税，“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调杂徭悉省，皆统于度支”，确立财政预算，这就把度支的地位抬了起来。而与杨炎同朝的转运使刘晏，则推行榷盐法，实行盐的国家专营，只在山西与江淮这两个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并负责把盐销售到全国去，这又使得盐官和转运使的地位抬升起来。

    唐代制度的核心“三省”，即中书、门下和尚书，是一个类似于“三权分立”的贵族制度，而德宗时代的改革，则使得度支、转运和盐铁这三个部门的地位迅速上升，这就是以国家的经济集权，代替了原来的贵族制度。到了后唐的李嗣源，正式确立了以户部、度支和盐铁为核心的“三司”制度，宋代则延续了这个制度。

    以“三司”代替“三省”，标志着中国由从徭役制国家向赋税制、预算制国家的转变，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转变，是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的大转变。

    “永贞革新”发生在唐顺宗的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这场改革的实质，就是把藩镇的财权和税权收归中央，把上述变革，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

    唐顺宗是个残疾皇帝，顺宗失音，不能决事。他的国家大事由王叔文和王伾两个人决定。这两个人是翰林学士，都是做户部和度支起来的。围绕着他们形成了一批从财政、商业和产业角度思考治理问题的官员，柳宗元和刘禹锡也在“永贞革新”的集团里。柳宗元在朝廷里做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类似于纪委的工作。刘禹锡做的是盐铁转运的工作，刘晏行榷盐法以来，盐铁是国有企业，好比今天的“两桶油”。这些改革者认为，唐顺宗虽然身体不好，失音，不能理政，可是他并不糊涂，应该支持他。

    顺宗退位后，柳宗元被放逐到永州，写了著名的《封建论》，他提出：秦朝崩溃的原因“在治不在政”。政治体制是好的，是统一的制度，但治理方式是错的，仅靠秦始皇和官员的勤政不能保证统一，如果国家没有财政预算，仅凭徭役制度，勤政就会变成“苛政”。

    汉代州郡的财政供给是国家，但封国诸侯有财政和军事裁度权，所以，汉代只有封国才敢造反。

    唐朝的问题在藩镇有兵，在于国家不能节制藩镇手里的乱兵。唐朝州郡的官员没有敢造反的，就是因为他手里没钱也没兵，缺乏造反的资本。因此，柳宗元认为维护统一的办法，就是把兵权、财权收归中央。

    我们谈中国治理体系的转变，为什么要从“永贞革新”开始说起呢？因为统一是需要物质条件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当中讲道，中国与欧洲气候不同，相对欧洲来说，中国比较干燥，中国土地的耕种比较依赖大规模的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因此，中国先天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大规模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成了中国历代王朝最基础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终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运河。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的工程，把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沟通起来。中国长期统一的基础，是公共工程、公共财政，这是历史转变的物质条件，所谓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而除了物质条件外，还需要制度条件和制度保障。为什么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稳定有了保障呢？这是因为，经历了唐代中期的“永贞革新”之后，贵族与皇帝分权的三省制度，逐渐变成了技术文官执政的所谓三司制度。国家治理的核心工作就是预算（度支）、商业（转运）和产业（盐铁），而不是过去贵族擅长的礼仪、辞赋和经史。这是很重要的转变。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使中央的财政制度能够确立。

    熙宁变法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在熙宁变法之前，王安石担任的职务是三司度支判官，就是财政官。他那个时候就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治理文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他的思想是：“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他继承了唐代中期的改革思想，把度支、转运和盐铁视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工作。

    宋代是中国的文官官僚体系成熟的时代，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指出，中国文官僚制度的弊端，就在于官僚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

    何谓教不得法呢？他说，宋代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但现在教的都是课试文章，学的都是经史词赋，而与经济和军事无涉。

    所谓养不得法，就是官冗而俸低，而全社会盛行奢靡之风，造成官员没有廉耻，贪污盛行。

    取不得法，是因为录取官员依据的是课试文章，录取标准无关“天下国家之事”。

    任不得法，就是学无专长，用人不专，官不久任，加之法太严太密，造成官员不作为。

    王安石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官僚体制。他揭示出的重要问题，便是宋代以来，皇权国家与官僚体系之间的对立，官僚是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阶级，由于宋代施行的国策是王夫之所谓“解散天下休息之”，造成基层社会没有组织性，所以，国家施政便只能依靠官僚，而当国家要改革官僚体系的时候，官僚就会用不作为来对抗，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王安石既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他的改革是有一套思想体系作为合法性支撑的，这就是《周礼》，后世的康有为讲“大同”“小康”之辩，也是从这个思想体系出发的。这既使改革由技术层面的辩驳，上升为思想层面的争论，也为绵延不绝的“党争”埋下了伏笔。“党争”（宗派主义）从内部瓦解了宋代的统治集团，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

    叶适与《外稿》

    叶适在南宋非常危急的时候为官，他写了很著名的政治著作《外稿》。

    叶适认为，“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关键在于帝王不重视民心，而只是重视财富，这是舍本逐末。叶适回顾历史说：盐利起于春秋，田税起于鲁国，秦皇汉武皆求富强，但其失则在于人心。隋、秦固然富强，但执政者的功利心压倒了平常心，于是统治者就不能理解老百姓了。这就是叶适所谓“国无骏功，常道先衰，士无奇节，常心先坏”。

    叶适接触到了中国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什么是“王道”呢？“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所以，“王道”的实质就是“人心”，与天下人同心同德，斯为“大同”。

    什么是“霸道”呢？所谓“霸道”，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寻求富强”，那么，政治和治理的关键是否就是“寻求富强”呢？王安石的看法固然是这样的，但叶适的看法则要复杂一些，他认为：治理的核心问题，或者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既不在于单纯地追求富强，也不在于空谈王道，而在于怎样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

    据此，叶适批评了王安石所谓治国就是理财，中国治理体系的弊端即在于官僚无能的说法。叶适认为，中国治理体系的困境，不仅在于官僚制度，更在于基层的黑势力，由于基层百姓没有自己的组织，这就造成了胥吏和土豪劣绅把持基层，一旦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结合起来，那么，皇权和国家就拿他们无可奈何了。

    叶适指出，宋代的干部队伍是由官和吏构成的，官与吏相加，所以人数很多。官员是公务员，可以逐渐地升迁，只要不犯 错误按程序就能上去。胥吏不是公务员，而是事务员，是管财政、经济、司法等等这些碎事的。国家实际上是由谁治理呢？主要就是这些胥吏在治理。胥吏是没有工资或者工资很低的，他就是靠办事得好处费，“党纪国法”，能够治官，但却不能治吏，官员无为，胥吏胡为，国家不乱那才怪呢！

    政治制度的这种分裂，在叶适的文章当中叫做“胥吏之害”，也叫作“官无封建，吏有封建”。自“永贞革新”以来，财权、兵权、人事权都渐次收归了中央，地方大员割据一方是不可能了，似乎没有封建和战乱了，但是，一方面是地方官员因为无权而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封建还有没有呢？有的，只是由贵族和地方大员的封建，变成了土豪劣绅和胥吏的封建罢了。这种土豪劣绅和胥吏的封建，“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

    宋以来，“中国式封建”的根源就在这里。

    叶适的这些思想，在后来毛泽东关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的论述中，以及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中，得到了悠远而深刻的回响。

    王阳明和《传习录》


王阳明（资料图）
    儒家的思想当然不是一个整体，到宋、明以后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在王阳明手里完成的。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使儒家所倡导的那些好的价值深入到了中国的基层，并与基层组织相结合。

    第一，他提出，治理的核心是行“王道”，而王道的核心在于人心：“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

    《传习录》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政者要有一颗中正平和之心，但是，怎样才能做到中正平和呢？那就是与天下人同心，“我是即是民心”，“养我心就是养我民”，所以，《大学》中接下来的话就是“在新民”，王阳明说，“新民”就是“亲民”，就是与天下苍生同饥寒、共冷暖。离开了亲民去养心，那就成了和尚道士，而离开了仁心和道心去做事，那就丧失了治道而流于了“术”，就会堕落为俗吏。

    第二，他从宇宙论的角度去讲仁心。他说宇宙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生命力，他经常用树木的生长来比喻这种生命力的成长，生命力进入物质，激活物质，于是便开始了宇宙的运动和万物的生长。生命力发展的最高成就，就是人，就是人类的心灵，这是文明的根本。

    人类与动物不同，人类社会与物质世界不同，就在于人类的心智代表着宇宙演化的最高成就，而这是文明的根本，也是政治和治理的根本。

    第三，王阳明说六经皆史，史就是“事”，就是事实和做事。儒家思想、圣人思想的核心就是为老百姓做事，离开了事实和做事，就背离了圣贤之道。宋代以来，出版业成了一个产业，这固然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但也造成了大量的“文字垃圾”，也生产出大量只读书不做事的废物，宋真宗《劝学篇》中的名言：“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于公开鼓励把读书当作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因此，王阳明说：那些传、注、疏都是些画蛇添足的废话，而课试文章更是完全背离了圣贤之道，背离了儒家的正道。王阳明甚至说，这些东西都必须弃绝，应该毁掉。秦始皇焚书与孔子删书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毁掉的都是废话和废纸，而那些废话和废纸只能造就无穷的废物。

    第四，“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就是说，求知活动是实践活动，就是利用知识这个工具去解决现实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知识就是一种生产资料，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都是生产活动，只是运用的工具不同罢了，朱熹说，人们通过读书和学习可以成为圣人，而王阳明则认为，劳动和做事本身就是修行，通过做事这种修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因此，他说，满街都是圣人。

    第五，王阳明对中国政治和治理的传统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他认为自宋以来中国政治的衰败不仅在于上层的无能和无为，更在于基层组织的瓦解。秦的强大，就在于它对于基层的组织，基层的伍保制度、户籍连坐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基础，唐的府兵制的基础，也就是在于基层的组织能力，但是，基层组织的强大和军事化，固然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同时使基层有能力来反抗皇权的统治，于是，自宋代以来，便以“募役法”等瓦解基层组织，从而使基层的道德、政治、军事共同体，蜕变为包税的单位，国家抛弃了基层，从而使得基层成为胥吏和明公（土豪）控制的天下。

    王阳明把儒家的教条，改造为基层社会的社会行为规范，当这些行为规范为基层百姓自觉遵守，成为他们日用不觉的东西，儒家就成功地立足于中国基层社会，通过乡规民约，把基层社会重新组织起来。

    儒家深入基层，关键在于它抓住了一种人，就是父老。父老是什么？父老就是中国基层的那些乡贤，我们今天所说的乡贤文化，就是朱子、王阳明首先倡导的。王阳明在被发配龙场三年之后，起复为江西庐陵县知事，此前他一直是在中央做官的，这次是下到了基层，他给没钱的孩子办义学，设义仓、修义渠、修路等等。扶植父老，为的就是他们可以替代胥吏。

    如果说“永贞革新”的转化使中国的政治聚焦在财政、商业、产业、军事、司法上，王安石进一步提出了改革官僚体制的问题，那么，阳明学这种新儒学，着力点则是中国基层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建设，我们今天讲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很好，而我们很大的问题在基层、在社会层面、在社会的行为规范，这就是全社会的价值观问题。

    王阳明在中国政治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阳明思想的精华，简而言之就是说，所谓圣贤之道，就是与老百姓同心同德，就是为老百姓做事，而且是从基层入手，为老百姓做具体的事，从基层出发，重新组织社会。

    魏源的《圣武记》

    《圣武记》是一部具有战略视野的军事地理学著作，是魏源在《南京条约》签订时写成的。所谓战略视野，就是指把战术的制定，建立在对世界局势，特别是中国周边局势的全面分析之上。推荐这个作品的原因是，魏源这本书所展示出的战略视野，对我们今天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第一，他提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统治世界，清王朝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使中国能控制欧亚大陆接近核心的地带：清朝奠定了一系列制度，使得西藏、新疆、东三省、蒙古，成为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非常伟大的治理经验。

    第二，他认为，宋明以来，东南沿海就是中国的经济命脉，而自西方开辟了一个“海国”以来，西方列强就是通过袭击、占领中国东南沿海的方式，来威胁和包围中国和整个欧亚大陆。要抵抗西方海国战略，仅仅靠保卫东南沿海是不够的，要冲出西方的包围圈，就必须打到敌人后方去，而不仅是在东南沿海消极防御，而要实行在防御中进攻，则必须抓住周边几个支点，《圣武记》特别讲到了缅甸、尼泊尔和安南。

    魏源为什么如此重视缅甸呢？因为缅甸西邻孟加拉湾，东望中国南海，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缅甸控制了从孟加拉湾到中国南海的通道，一旦控制了这个通道，对于英国来说，就等于切断了它进攻中国东南沿海的进路和退路。在回顾乾隆征伐缅甸的历程时，魏源还特别叙述了清朝援助暹罗（泰国）抗击缅甸入侵的过程，乾隆协助郑昭、郑华父子复国，这样就赢得了暹罗的人心，而暹罗又是扼守从孟加拉湾到中国南海的锁钥，此役之战略价值，就在于使缅甸和暹罗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战略屏障。

    廓尔喀是今天的尼泊尔，廓尔喀乾隆时代是中国的属国，《乾隆征廓尔喀记》一篇指出，道光年间英军进攻广东、浙江时，廓尔喀曾派人报告驻藏大臣说，我们与孟加拉相邻，饱受其欺压，现在我们愿意进攻孟加拉，抄敌后路，协助天讨。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很昏庸，用“蛮夷相攻，天朝向不过问”打发了尼泊尔，这就丧失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乾隆征抚安南记》一篇，则分析了越南歼灭英国舰队的富良江战役。魏源指出：同样是鸦片战争，同样是英国舰队，为什么越南胜利，中国失败呢？他认为，这是因为越南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那就是诱敌深入，引敌人进内河决战，而不是御敌于海口之外、国门之外。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魏源极为重视新疆与西藏。因此新疆与西藏，是深入敌人后方（英属印度）的通道，魏源认为，在西方拥有海洋霸权的情况下，海战的冒险主义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都是错误的战略，正确的战略只能是防御战中的进攻战，你从海上来，我从陆地去，打到英国的后方去，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道理。

    《圣武记》重视云南和广西。魏源指出，云南与西藏接壤，吴三桂造反，暗中得到了五世达赖的支持。噶尔丹造反，又是与五世达赖的第巴·桑结嘉措相勾结，因此，西藏一乱，新疆和大西南地区必乱。正是通过平定这些叛乱，自六世达赖起，中央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这个制度，是清朝治理欧亚大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魏源重视西藏、云南与广西，从战略上说，则是重视缅甸、泰国、尼泊尔和越南，重视后者，是因为重视从孟加拉湾到中国南海的战略锁钥。

    新疆也是如此，重视新疆，不是就新疆而讲新疆，而是因为新疆面对中亚，那里是英俄竞争的主战场。

    自平定噶尔丹之后，新疆即实行由喀什葛尔参赞大臣和伊犁将军联合治理的下的军政合一制度，治疆的官员，要从满族大员中要提拔的干才中选用，即优中选优，因为他第一要会骑马打仗，二要懂当地语言，三要熟悉宗教问题。因为干部好，“不能为边臣，则不能为大吏”，所以边疆就安定。但是，嘉庆以来，经营治理边疆的政策败坏了，首先就是干部政策不行了，这就是把那些在内地表现很差、无望提拔和晋升的官吏，派到边疆充数，以此作为对其在内地长期不能得到提拔的补偿。这些既无能力、人品又很差，甚至连知识都很缺乏的粗人，本来就心怀怨气，于是，他们到边疆任职的所作所为，自然就是可以想象，而这无非就是魏源所指出的：“恃无稽查，威福自出。而口外驻防笔帖式更习情形，工搜刮，甚至广渔回女，更番入直，奴使兽畜，而回民始怨矣”。

    自“永贞革新”千年以降，中国率先开始了治理体系的现代转化，由徭役制的国家，向着财政预算制国家转变，由贵族政治向文官官僚制度转变，印刷出版业以及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政治的文明化。长期的统一，形成了广阔的国内市场，郑和的航海和明隆庆之后美洲白银的涌入大陆，正是中国的发展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这些都标志着人类现代文明的曙光。人类现代文明的曙光出现在中国。

    但是，中国传统治理体系在向现代转化时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使这种转变进行得非常迟缓，西方则后来居上，最终在鸦片战争中击败了中国。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走向衰落呢？通过以上的讲述，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两点：

    第一，就是组织能力的下降，一方面是王安石所说的官僚的无能，另一方面是叶适所提出的基层组织的解体，基层为土豪劣绅和胥吏所控制。文化上就是王阳明所看到的，儒学堕落了，士大夫阶级既不能承担治国理政的工作，也不能担负组织基层的责任。

    组织能力下降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不能将大量的财富组织起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这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就是：货币不能转化为资本。魏源在《圣武记·军储篇》中说，由于长期依赖从美洲舶来的白银贵金属，结果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式的金融革命，由于缺乏金融组织的支持，所以，中国在产业和军事革命的竞争中落伍了。

    这样的情况，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得以根本的改变。

    第二就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即世界和周边局势的变化。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说：“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即腹心”，这样，中国的战略屏障就丧失了，在战略上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这也就是魏源在《圣武记》中所指出的问题。因此，魏源指出：国内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对国际和周边局势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这也就是林则徐所谓“开眼看世界”的意思。

    作者简介：韩毓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人间正道：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以及《少年读马克思》（英文及荷兰语版）。

    （陈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