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回忆恩师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1911.8.6~2009.7.11）：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回忆恩师季羡林先生

    文/王岳川

    季老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六年了。谈论季老的精神人格和学术风范，并非易事。有不少文章在误读季老，我们应该从他的学术历程、人生沉浮、生平轶事以及价值信仰，甚至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角度阐述其思想的重要意义。


2007年王岳川在301医院病房看望季老
    一  知识谱系 承前启后

    如果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七代”的话，那么首先是晚清一代：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是一代；五四一代：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季老应该算是第三代，就是30年代这一代学者，这一代中西打通走出国门；第四代应该是建国以后的这一代，比如汤一介教授等；第五代应该是文革一代，他们的知识体系可能同前人相比有一些差距，但是社会经验很丰富；还有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77级、78级高考入大学这一代，这一代因为经历了很多磨难，确实想继承前人的学术，但是有八个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中学西学都需要补课；我们后面一代就是90年代一代，新思很多，问题不少。可以说，季老这第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20世纪学术谱系和知识谱系上是相当重要一环，是国学西学承前启后的一代，如今斯人已去，可谓大师凋零。后辈学人应更加努力，使得学术思想薪火相传！

    这一代学者将学问看成生命，可以说以最真诚的人生态度来做学问，将学问看成生命价值实现，而不是什么外在于生命的东西。比如说季老近90高龄写《糖史》，完全可以让助手和学生来搜集资料，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每天坚持从家来回走 3公里到北大图书馆。面对壁立的图书，他告诉我：有时候一天老眼都看得昏花，却一条有用的资料也没有找到。今天很多人做学问已经没有这种止于至善的精神了。大师逝去是一个“学问人生时代”的终结，如何继承前贤、严谨治学，值得中国知识界反省。

    大学者本身之所以如此谦虚，因为他们和上两辈大师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等自觉比较，会觉得自己仍有相当的距离。另外，现在“大师”这个称呼在当代学术界某些炒作中大大贬值。所以先生藐视虚荣，是对自我价值的整体正确把握。这位学问大家谦虚而低调地做学问，乐于坐冷板凳，不喜欢被他人炒作，是很有人生悟性和学术定力的。他们冷峻客观的学术态度是对那些非学术流行炒作的抗争，是对做真学问的高贵品质的坚持，对整个中国真正学术传统的坚守！

    季老跟我反复说过：“我不畏先生畏后生”——前人的墓志铭是我们这代人写的，而我们这一代人是你们这代来写。所以，季老随时有一种自我警醒感。他常常跟我谈：国学是关于中国经、史、子、集的学问，他自己只是在小时候学过一些，主要是对“集部”的诗词曲赋比较感兴趣，而到了后来主要精力在做东方学学问，对国学确实是谈不上精深研究，也没有专门写过一本关于经史研究的著作，所以他对国学大师的帽子当然是悚然惊惧，不敢接受。包括国宝、泰斗等一概敬谢不敏。这说明季老对巍巍高山的“学问珠峰”仍存敬畏之心虔诚之意！我们今天很多人做学问没有敬畏、更不虔诚，学问似乎是一袭华衣、一种装饰。但是季老这一代把学问看得非常庄严，能从学问中获得很多知识和人生启迪，并能出经入史提出新世纪中国文化走向及其文化战略。他还有一句名言就是：今天我们以北大为骄傲，不知道将来北大会不会以我们为骄傲，这是每个学生应该去考虑的。我们今天是以北大、清华、复旦这样名校来提升自己，我们沾了名校的光，但是很多人只是沾光，从来不会给北大、清华、复旦做贡献，让母校为自己骄傲！


2001年季老给王岳川题词
    二  学贯中西 中国立场

    季老可以说是集成了中国大儒的学统的，他将北宋大儒张横渠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践行的方向。尤其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变成他晚年工作的两大主题。他关于东方学的很多著作其实就是全球能懂的只有几十个人，这当然是绝学。记得有网友给我写帖说：我读季老文章觉得容易懂，读您的论文就觉得比较拗口。我知道季老被误读成一个通俗读物写作者或者一个散文家了，赶紧把季老一篇写于1947年的重要短文《浮屠与佛》——被很多的专家认为是言简意赅的好文发给他，结果他根本看不懂。我想说明的是：季老并非是一个以散文名世的作家，而是一个真正的学问家思想家，他厚重的学术成果表现在十个领域：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研究；2.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研究；3，糖史（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以及科技文化传播史研究、4.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研究；5.印度古代文学《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的翻译和研究；6.德国及西方文学研究；7.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8.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9.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10.散文、杂文和书法创作。季老对东方语言和印度佛教、印度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很多人不一定能深刻理解。

    世纪之交，季老进入了中西文化差异比较——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大视野，进入了美学、文学理论、文学战略的宏观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站在为人类未来“开太平”基点上提出：“文化交流的双向性”（过去人们总认为中国很多知识是印度或者西方输入的，其实中西中印文化是互动互相输入的）；“中西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文化送出战略”等，这些惊世骇俗的提法振聋发聩，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误解乃至于批判。他还对书法很有研究，不仅每天写书法，而且对书法的重要性看得很清楚：“中国书法是世界上独特的文化。中国书法别的国家是没有的，日本、韩国都是中国传过去的。弘扬中国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弘扬我们书法文化。因为书法不仅有实用功能，还有艺术功能和生命陶冶功能。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之处。”可以说，他整个生命都投射在学问当中，但是外边理解他继东方绝学的人很少，而对他为万世开太平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送出去战略，双向交流等等知道较多，但理解有误。

    所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一个语境，就是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老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很多人认为是为文明算命，为世界命运算命，有些不太科学。其实，就这个问题我跟季老谈的比较多，我说既然你像玄奘一样坚定不移地出国求学，在西方经过严格的十年的学术训练，为什么还会提出这样一个被人批评为不太学术化的理论呢？他说：我是在反拨全盘西化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在为中国的文化失败主义，文化自卑主义打气，我在为中国找到一种文化自信、文化自尊、文化自觉，我在对西方的“欧美中心主义”加以拒斥，恢复我们民族自信，所以我用了一个好像有一点宿命轮回色彩的说法，来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开道。但是您注意到没有，这三十年世界的发展真的走向了东方中国的崛起，我们可以看到，经过30年的国民努力，中国真崛起了，中国文化真开始复兴了，倒不是季老“算”的准，而是他真正有世界眼光，真正具有打通了中西的历史宏观的文化视野。

    确实如此。西方文明受东方文明影响的。西方文明既不是一种连续性文明，又不是独立成熟的文明形态，而是深深地受到东方文明影响的文明。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中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处理和人与超自然力的神的关系的处理，启发了西方人。事实上，建筑学、测量学、城建学、青铜制造、雕刻艺术都是从两河流域和埃及传入的；天文学、数学、几何学、修辞学，历法制定，都是由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文明开创先河的。就连贸易的艺术，钱币的使用，以法组织和规范社会的观念，外交手段的运用，以及国际条约的签订都由两河流域和埃及人首创。可以说在文字、艺术、宗教等方面，西方文明对近东文明有着诸多借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方文明是吸收东方先进文明而获得精神能量的。

    三  高山仰止 常人心态

    季老亲口告诉过我：文革期间他被勒令扫地，从北大的南校门扫到三角地到一教学楼，将近一千米，最初拿着扫帚的时候很沉重很痛苦，加上没完没了的批斗鞭打，多少次想着自杀。后来有一位年轻教师每天等在路上，在红卫兵的监视下跟他擦肩而过鼓励他只说一句话：要活下去不能自杀。从此，他想通了，于是将扫地看做华尔兹一般，他在德国呆过，扫一步走一步，他突然觉得变了，天地变了，景色变了，灰尘变了，心态也变了。后来不罚他扫地了，去了收发室接电话，但是他做了让人们匪夷所思的事情——翻译《罗摩衍那》，他每天只撕下原文一页，因为一旦被红卫兵抓到就不得了，放在抽屉里面，一看没人他就拿出来翻译，翻译到一个小本本上。他根本就不知道文革什么时候结束，谁也没有告诉你10年就结束了。等到文革结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翻译的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2万余颂，9万余行，震惊学界！此时季老还穿着他的老布衫子，还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工友心态。文革结束他突然被任命为副校长，正值77、78级同学入学，一个学生看见他，就让他帮着看行李，第二天开学典礼才知道他是副校长。季老说很简单，那个大学生来了找不到地方，他看见我像个工友，事实上我就是工友。甚至普通到在大众空间中有点不协调，比如他出去开会，戴着旧帽子，中山服上还有一些中午吃完的稀饭汤，然后坐在那儿很木讷，他像颜回，很少说话，嘴角总是微笑，性情很童心。

    他在写《糖史》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他有两套房，一小套是他的居室，另一套房间是他的书房，书房窗台离地将近一米九，他长时间写作后肚子饿了，去推门的时候发现他被出去买菜的保姆锁在里面了，他想吃点东西，居然推开窗跳了下去。他以为他是少年的季羡林，结果一下去踝关节粉碎性骨折，他忍着到那边去吃饭，大家看他走路一拐一拐的，他说没事，到下午肿大了，到晚上赶紧送到医院。已经快90岁的人，他还这么大意。

    他写《糖史》的时候每天要去图书馆，就骑个自行车，后来发现他不行了，毕竟老年的平衡能力不行了，所以他说我不怕摔，但怕把别人撞了，所以他不再骑自行车，改成了走路。有一天傍晚下雨，我远远地看他脸色特别庄严，提一个很朴素的包，我站在旁边就不敢走上去。他从远处走来目不斜视，我相信他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看到凡俗的事情，他好像就走在一条漫漫黄沙的唐僧取经西行路上，他好像看到那些新材料在他笔下构成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他似乎忘掉了雨滴打在他的面颊上……我一下子怔在那儿，我的一些学生看到我站在那儿，挨着我站着，排成一排，目送百岁老人从我们身边缓慢而坚韧地走过去。可谓目不斜视、心无旁骛、视而不听、听而不闻就是这样的状态！他已经进入灵感即将爆发的那种状态了。

    有一次，国家把翻译注释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任务交给了季老，他非常高兴，他当时说《大唐西域记》不太厚，但非常重要，里面翻译注释的问题很多，国家能够把这么一个任务交给我，我将组织一个很精干的团队来做好。他接到这个任务辗转好几次睡不好觉，跟我说玄奘的时候流泪了，文革那么多的艰难他都是带着微笑甚至距离去谈，唯独这次却流泪了。他说玄奘是有精神的，作为佛学大师、翻译家、中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玄奘被鲁迅称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表征在：舍身求法不断前行的献身精神，不计得失百折不挠的探险精神，孜孜不倦执着求知的吐纳精神，心归大唐一心向东的爱国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已经凝聚在民族文化神经系统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季老出生在山东，他的人格与齐鲁文化有关系。齐鲁大地，一方面是鲁持续产生高规模的大思想家，有孔子、孟子、墨子、诸葛亮、刘勰等思想家，另一方面是齐国的“百家争鸣”。山东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代表了齐鲁两种不同的思想方式，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一种是多元开放，一种是仁义礼智信。

    我经常看到季老吃饭极其简单，三菜一汤，他说只有吃得清淡脑子才好使。同时他有那种大爱，他的大爱广被万物，比如对猫狗，他家有六只猫，季老还能叫出名来。有一次在桌上写字，那猫看见他钢笔在移动，就拿爪子去抓他的笔，后来猫一只只死了，他一次一次伤心。后来他养了三只小乌龟，有一天秘书打电话说跑了一只，等一会儿先生写完书去看会无限伤心，结果我们叫人赶紧去市场上买了一只小乌龟。过了两天秘书又打电话说赶紧来，原来那只小乌龟爬出来，变成四只了，季老正在那儿问为什么成四只了？我们只好坦白。可见季老一方面关门写作，眼下笔底是风云，但是观万物的时候又非常博大。文革当中在牛棚里人们用鞭子来抽他，但是粉碎四人帮后他当副校长后，不计前过，一视同仁，他认为这个不是他们的错。但是他也说了几句中肯的话，他说我过去总是以为用善能感染恶，总是能够纠正恶，我后来失败了，善不可以纠正恶，恶永远是恶。他说他保证“假话全不说”，但是“真话不全说”。这些都是他的人生体会。他能保持自己坚持做一个好人，但是不能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是干净的。

    季老的人生哲学堪称自然中正，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人格榜样。文革期间被强迫校园扫地和做学生收发室工作，季老乐天知命，从不怨天尤人，利用批斗之余时间从事艰难学术翻译工近十年。《牛棚杂忆》是一本讲真话的书，季老讲求宽容，更重真理，平生不说假话；他热爱所有生命，爱无疆界，重视亲情，善待动物，衣食朴素，洗尽铅华，惟以学问思想动人，其高洁的人格襟抱宛如朗润园中一丛“季荷”。从季老和任老身上，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平凡而神圣的光辉。

    四  中国身份 文化复兴

    北大未名湖后湖有一盏灯总是亮得最早。1998年，我将出国任客座教授两年，临行前特向季羡林先生辞行。欢言间我对季老说：“您老每天闻鸡起舞”。先生正色道：“不，是鸡闻我起舞”。确乎如此，先生为了写《糖史》，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上下午来回四趟五六里路去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近三十年来，季老撰写了近三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几部学术著作。其一生撰着的总数达1200万言，这种以写作连接的生命本体，显示了思想自由之后空前喷发的写作状态。当九十高龄的先生每天来回于图书馆并沉浸在《糖史》的广阔世界中，我和不少学子在黄昏的北大博雅塔下，行注目礼送先生跨着厚厚的书包默默独行。他那广被万物的爱心与知识分子的胆识，大千世界平等的思想与不争而无可与之争的智慧，在不断行走的思想著述中体现得鲜明醒目。

    学问与人生紧密相关，学术与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命运紧密相连。如果说，人类“第一次文艺复兴”是五百年前“西方文艺复兴”，那么，21世纪正在出现一次文艺复兴，那就是“东方文艺复兴”！如果说过去的西方文艺复兴带动了整个西方现代性和现代化，使得火车、汽车、飞机、电影、电视、激光纳米等技术为人类所有，但是我们知道“现代性”导致在人类“物质生态”方面出了问题，在“精神生态”方面出了更大的问题。中华民族在大国崛起时，在成为GDP总量世界第二时，应该提出人类的未来良性发展蓝图。二老的思想就是通过资料的积累努力提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和人类和谐发展模式，引起东西方人们的思考和关注，他们为第二次人类文艺复兴——东方文艺复兴作出巨大贡献！

    季羡林先生的座右铭正好同我的座右铭完全一样。有一次我去请他写一幅书法，他说你想写什么内容？我说我的座右铭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说那也是我的座右铭。人生在世转眼不过百年，要拼尽自己所有的能量，不管做什么，都要达到极其高明之境，但做事要“道中庸”，不偏不倚，而且持之以恒。

    一个例子给我印象很深，我有一批访问学者和博士快毕业了，都很敬仰季先生，但是知道不能打扰，他的门口经常贴了一张小纸“请不要敲门”。我就试着打了一个电话，秘书接了，说王老师的学生季老是要见的。进门的时候秘书跟我说15分钟，不准拍照，因为当时季老青光眼已很严重了。但这些学生一见到季老就忘了，一阵闪光拍照，秘书质问谁在拍？季老马上就说不要吵，孩子们来看我要轻言细语。然后过了15分钟，秘书不断提醒我时间，她是为了季老好。我说同学们走吧。季老不同意，说大家继续谈。谈到40多分钟季老送大家出门。季老支撑起病体，坚持从家中送到大门外，抿紧嘴唇含着泪光默默挥手告别。当我们走到未名湖后湖杨柳丛中，远远回首，仍见老人在风中举手长依依，大家不由心中一热。先生对学生总是极为呵护，爱护有加。而对沽名钓誉、不学无术而又在客厅中滔滔不绝赖着不走者，先生就会面色木讷长久不言，意欲送客。他深深知道自己没几年了，他要通过这种非常具体的人格传承把一种素质植入这些孩子的心灵当中。我们知道北大老师非常忙，拜访者还没下楼就门就“彭”的一声关上了。学生会怎么想？觉得好像被扫地出门，等不及了让我走掉的感觉。这些学生见一次季老，比我教育了三年还要管用，纷纷刻苦努力而且坚持中国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


王岳川编《季羡林学术精粹》（1-4卷）王岳川编《学术人生》，2006年山东友谊出版社版
 
2006年，王岳川编《季羡林学术精粹》四卷本出版，王岳川送新书到301医院给季老
    第二个让我很感动的事情是：2004年春，季老已经因病住进301医院，已无力编自己的“学术选集”。先生决定授权由我来选编他的四卷本《季羡林学术精粹》，我感到学术重量和思想信赖的双重压力。在我研读文章选编过程中，尽量将先生的睿智和重量级的论着选出来，使人们能够通过这位世纪老人的言说，看到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踪迹和价值情怀。季先生送我一套近三十卷的《季羡林文集》，我通读了两遍，每读一次感受就深一层。多少次在深夜人静中，让思绪一路远去。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位百岁老人的形象，睿智而安详，渊博而谦和。这位精通英、德、梵语、巴利语、吐火罗文、俄语、法语的学者，焚膏继晷，已超越常人的工作热忱而“止于至善”：从考证到义理之学，从东方语言学家到东方学家，从印度历史文化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佛教语言研究到中国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个多元的文化研究域。“君子不器”，他命定般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也不屈从于任何专业狭小的圈子，而是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类智慧，创新东方新思维。04年底，在寒风呼啸中，我同山东友谊出版社总编辑丁建元先生一起多次赴医院请教和征求选目意见。季老总是非常认真地审看我编的《季羡林学术精粹》多卷本目录，总是认真回忆有哪些重要文章在什么刊物，需要查找复印；什么版本的书有错误，需要认真校改以后才能收入本书；还有那几篇新写的文章可以补充，以让读者尽量少花钱多读到新内容等等；还让李玉洁秘书寻找收集图片和新文章给以鼎力相助。其言也谆谆，其情也切切，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大学者坚毅乐观的精神人格魅力。故而张中行先生说：“季羡林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 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难于找到第二位”。这实在是终身至交的肺腑之言。书出版后，山东友谊出版社给他稿费，后来季老捐给了家乡临清的一个小学。季老视金钱如粪土，省吃俭用把这个金钱搁到最需要的地方，报答他的儿时的母校之恩——他从临清这个小地方出来，进入了济南，进入了清华，进入了德国，是从家乡一步一步走向世界的学者。反过来他要回馈家乡。一方面从学问传承角度言传身教，另一方面以金钱去报答最需要的人，这是他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体现。


王岳川书季羡林《泰山颂》：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上接九天。吞吐日月，呼吸云烟。阴阳变幻，气象万千。兴云化雨，泽被禹甸。齐青未了，养育黎元。鲁青未了，春满人间。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风起水涌，处处新颜。暮春三月，杂花满山。十月深秋，层林红染。伊甸桃源，谁堪比肩。登高望岳，壮思绵绵。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 180x90cm. 2014年
    五  童心慧眼  大师精神

    2000年我回国后去朗润园问候先生，正好北京电视台在拍摄《北大魂》时采访季老，我静静地在一池春水盛开的“季荷”旁，听先生面对镜头畅谈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身份，其大胆和勇毅令后学失色。他说：“百年北大建校初期，校长大多是学富五车之士，而多数禀有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其后的一些校长，有的在人格眼光胸襟才华上大不如从前了”；还说“创一流大学，北大文科就是一流的，如果不好好提升，则是重大失职。文科作为真正的一流，应该好好扶持啊”。

    2001年，先生身体渐弱而经常生病住院。有一次我去看望刚出院回家的季老。季老为我题写了一幅书法“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中深邃的含义和期许，已然成为我的座右铭。然后，老人对我说：我感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经常住进301医院，也许上天给我的时间不太多了”。于是，老人决定向北大图书馆捐赠自己毕生之所有：家中所有图书近30000册，许多是海内孤本和世界孤本；所收藏500余卷历代名人珍品字画和文物，其总价值很高；还有极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所有手稿和名人通信。季老认为“国宝放在国家手里是最安全的做法”，让人深深感动而高山仰止。

    2002年，季老收到北大学生会办的学生刊物《大学生》，先生用放大镜认真阅读，发现刊物中有一些错字错句，花时间给我写了长信一一指出其中的错漏，委托我到学生编辑部将信转给编辑，请编辑一定认真审稿——北大无小事。面对一本薄薄的学生办刊物，却如此认真一丝不苟，其严谨的学风和诲人不倦的情怀，对学问坚持“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境界，让我闭目思来心中感佩。

    2005年，季先生提出：每位大师都是不可超越的，每个大师都是一座丰碑。“自清末以来中国学术界也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学坛上的少数先进人物，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忠诚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于是就开出了与以前不同的鲜丽的花朵，产生了少数一次出现而又不可超越的大师。我想以章太炎划界，他同他的老师俞曲园代表了两个时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国维是不可超越的，陈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汤用彤同样是不可超越的。”我想，这实在是东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深隐着人文科学独创性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来规划的独特思想。可以说，敢于发表新论，决不与人雷同，不怕他人在东方复兴和重写文学史等话题后的争论攻击。这大抵是晚年季先生的一个学术思想特色。

    2006年，先生为北大书法所在首都博物馆的大型书法展题词：“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将海内外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团结起来，在深邃的北大文化土壤中培养新一代的书法博士和研究生，这实在是令人欣慰的事。书法创作必须尊重艺术文化规律，凡是违背这些规律走入旁门左道的所谓追新，即是与大学书法旨趣相悖的。大学书法不仅是艺术更是文化，也是学者们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从毕业展作品集充满文化气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书法的文化风貌和学术精神。”我去取先生题词的时候，他说：“艺术界名人很多，但是一些人为什么后来的艺术就走下坡路了呢，就是因为文化底蕴欠火候。而季老推荐范曾先生到北大书法所讲课。季先生对我说：“范曾作为专业大书画家，其古文和中国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我想，当代中国书法和绘画如果丧失了文化，丧失了金字塔的底座（文化）而只要那个尖（技法）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2007年8月，我又要去海外任教一年，到301医院向先生辞行。因为堵车而晚到，老人一直坐着等我。见面后谆谆告诫我：好好到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不管有多难都要坚持文化输出。他又悄悄地笑着告诉我，前不久刚刚回过一次北大朗润园老家。童心慧眼的先生喜欢养波斯猫，当离家三年多的先生回家时，猫猫一眼就认出了阔别的老友，纵身跳入“老伙计”怀中。当时季老感动得热泪盈眶，跟随的人面对此久别重逢的感人场景也唏嘘不已。季老擦着眼泪对我说：谁说猫猫是白眼不认人，应该平反啊。说得我也感动莫名。先生又提笔给北大附小题词，给北大书法所刊物《文化书法》题写刊名。我关心地问先生的身体状况，他乐观地告诉我，“我会活一百二十岁，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呢”！但是，我分明从先生已经失聪的右耳和苍老疲惫的脸上，看到先生身体大不如从前，不由心如刀割。然而，先生支撑着已不能站立的病躯，忍受着因写作而导致反复发烧和化脓性皮炎折磨，每天以2000字的惊人毅力推进着，使自己一生学问思想与死亡之神赛跑，坚毅地写下来传之后人……

    我坐在病榻旁，听着季老缓慢微弱的话音，脑海浮现出20年前的场景：1988年，我刚留北大任教，去拜访季先生。先生盯着我问：地基有多深就知道房子能修多高——你外语阅读能力怎么样？学位论文之后下一步准备写什么？是否能够大胆走入打通中西的学术道路？能够给我看看你发表的最新论着吗？除你专业以外的知识面宽度厚度怎么样？……这种超乎寻常的严格追问，给我以深刻的学术警策和震撼。而1993年，我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季老对我说，这只是说明你有做学问的基础和培养学生的底子，但要做一个真正立身于世不为稻粱谋的真正学者乃至大学问家，还有很远很难的路要走……二十年来，我终于明白了，学问乃一生之学之问！一生的前沿学术追问！一生人格修为和精神求索！

    这位世纪老人给我们诸多启迪：这位昔日的洋博士今日的慈祥老人，性格宽厚平和有如泰山石，穿着发白的蓝中山装提着旧书包奔走于各种国际会议的形象，胜过了那些假洋士多少虚假宣言和媒体做秀；他因宅心仁厚不忍拒绝他人邀请参会，而只能在会议缠身的间隙中，心游万仞强行远离尘嚣写成篇篇美文，使我们得以走进他“深情冷眼”的人间情怀；他对小动物的深情，常年养小猫小龟小动物小花小草，每日写作疲倦时同它们亲近游戏，甚至“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这种天性流露的美丽反衬出他人格高大爱心深厚；他对后生学者的奖掖提携之多难以言尽，一生培养了六千多名弟子，其中不少是国内知名东方学学者，还有几十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他对学生治学要求极严，但是一旦多年不见的弟子从海外远道归来，他总是推开所有的会议，与其在书房中尽兴畅谈……


季羡林书法《浣溪沙》2005年
    作为知识分子的季羡林和作为作家的季羡林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作为学者书法家的季羡林却鲜为人知。季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书法似乎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季先生对书法没有自己的独特审美感受和学术尺度。恰恰相反，我在数次与先生谈论学者书法中，能深切地感到他对中国书法作为国粹和中国文化独特代表的深度认同和身体力行地创作。季先生对学者书法有颇新颖的认识：“学者书法有自己的历史，起码清华过去有梁启超，北大过去有沈尹默等。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学者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化。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好的书法给人精神和身体带来双重好处，使学者身心健康。看怀素狂草，使人心花怒放，看邓石如书法，惊心动魄，看吴昌硕墨荷的笔墨，精神和身体双重振动！”书法家的标准不在于他是否加入了书法家协会，而在于他对中国书法的思考和推进的深度，以及创新和传承的力度。我在季老题赠给我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行书中，感到“高明”与“守中”的度——写得不温不火，无法而法度皆备。同样，在题写的兰州碑林中，撰写了长篇精美的碑文阐释其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和东西方交流价值：“丝绸之路，历时悠久，东西文化，赖以交流。……”，其中的历史深度和学术眼光同一般的文人墨客的题咏判若霄壤。而壬午年病中所书《浣溪沙》一阙，流畅生动，线条精美，结体自然，蔚为大家风范。完全不像一位百岁老人所书。真可谓在思想学术大树旁，无心插柳柳成行！

    回忆未名湖后湖午夜亮起的灯光，那可是百年北大老人透过暗夜的精神之光，这一灯独荧正在迎来东方世纪的满天朝霞。